根据《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和《关于手机支付业务发展指导意见》两份草案，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不超过1000元，年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个人支付账户单笔消费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同一个人客户所有支付账户消费月累计金额不得超过1万元。“对个人支付账户的转账、消费额度设限可以说是‘杀伤力’最大的内容，草案中严格限制转账、消费额度，其用意在于使支付宝等虚拟账户只担当小额转账、支付功能，大额的还是要留给银行卡、银联通道。”某第三方支付机构人士直言。
从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获悉，根据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审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委员讨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对政府工作报告反复推敲，共修改16处，比较重要的有6处，都是2014年重点工作。其中第一处就是把“发展普惠金融”增加到“推动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这不仅代表了将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大众的政策取向，更代表了新一届政府关注民生与经济发展的执政理念。
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稳定增长，令世人瞩目，但同时经济结构性矛盾却日益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却持续下降。近年来，对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依据最新研究结果，从由历史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差异所导致的消费者异质性，对城镇居民消费不足做出更全面的解释。具体从养老双轨制视角出发，从实证角度分析养老双轨制所导致的家庭异质性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行为，进而造成城镇居民总体消费的不足。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文化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高达220亿元，并以5%的速度增长,在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发展速度更快。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在过去20年多中以年均7%的增速两倍于其他产业的速度进行增长，占GDP的比重已由20世纪60年代的2%上升到目前的20%；英国也由3%上升到10%；韩国则由当时的起步飞跃到6%。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芬兰的文化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例分别达到20%、10%、6%、5%。
民间资金设立的村镇银行、新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应该与现行的银行监管有所不同，因为这些民间银行的利率市场化程度更高，信贷风险承受能力更高，资金运用更灵活，因此，对这些银行的监管应该设立一套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有区别的制度。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提出十二条改革的主要任务，为民间资金名正言顺地进入金融市场、在阳光下开展金融业务敞开了大门。
对于有“小额贷款之都”称号的安得拉邦来说，高利贷导致社会动荡甚至都算不上新闻了。早在2010年10月，安得拉邦就爆发了小额信贷的重大危机。由于无力偿还高达36%的贷款利率，在“催款员”的逼迫下，短时间内出现超过30起自杀事件。当时安得拉邦政府紧急出台命令，怂恿负债人停止还款，并规定骚扰贷款人的话，最高可判3年徒刑并处2000美元罚金。虽然这一命令随即法院被推翻，但在一个月内，安得拉邦九成借款人都停止了还款。
长期看，互联网金融可能会颠覆我们现在的一些运作模式，因为互联网在改造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目前来看，它可能确实是一种补充作用，特别是在传统金融机构来看，这个小家伙就是做他们做不了的事，但今后中国金融机构能做的事，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能够迂回替代，这可能是补充论，还看不到更远的地方。
在近期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上，许多与会者纷纷进言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保持更高的经济增长势头，以便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能够继续复兴或复苏。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世界各国已经从中国的快速增长中获得自身的发展动力，中国的改革开放令各国受益，以至形成一种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现在面临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家寄希望中国能够成为“永动机”，中国也一度为被冠以“发动机”而自豪。
近日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大多数国家的城镇化是市场推动的结果，工业革命、技术进步、贸易发展带动人口从农村聚集到城市。中国经30多年发展，完成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镇化历程，目前人口城镇化水平达53.7%。但成绩背后，快速城镇化积累的矛盾凸显。一是城市人口增长和流动性较大，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加剧了社会资源和公共产品的紧张局面，居民的幸福指数与城镇化指数并没有同步增长，部分城市的社会稳定性变差。
在希勒看来，动物精神的五大要素对解释经济大萧条的逻辑非常有帮助。经济萧条以及萧条发生之后的诸多腐败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故事，导致了社会信心的崩盘。诸多悲惨的故事使人们对货币的消费力产生某种幻觉，最终导致了各类银行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我国金融业综合混业经营的趋势日益显著，消费者参与金融活动的广度、深度与频度不断扩展。传统上强调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差异性的存款人、持卡人、投保人、投资者等称谓日益受到冲击，较为综合和模糊的金融消费者概念逐渐得到认可。
我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在接受江苏卫视采访时分析：“在整个工作报告中都能感受到新一届政府对于改革这种意志的坚定和坚决。在步骤过程中，第一我认为应该先易后难，把容易的先改了，然后再慢慢地再进行攻坚；第二我认为，应该先以小带大，从小的部分先改，慢慢呢已经形成大的改革环境。
既然是逃税，这项业务做起来当然就比较诡秘。街头秘密递送情报是谍战影视剧中常见的镜头，如今的理财业务也用了不少谍战手段：账户信息夹在体育杂志中传递，在电梯内交易。瑞士的银行在苏黎世机场还设有分所，方便来往的美国富豪办理理财手续，相关账户还有一个代号SIO85。而其他国家反逃税，也颇似谍战。
根据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审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委员讨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16处修改。其中，在“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博客,微博)”中“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一段，将“推广新能源汽车”增加到今年的重点工作当中来，这一修改战略意义深远而重大。
黄震表示，全球化在信息化的推动下，技术流向过去是A2C，现在出现反向C2A，就是中国的创新技术反向影响美国。微信，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所以今后可能案例会更多。现在支付宝，可能开发一些新的支付工具，比如说声波支付、跨界支付等等，可能它们就没有，所以这些今后中国只要激发全民的创造性，我们的创意创业创新会层出不穷，我们有人口红利，有更多的应用场景，所以中国的互联网的创新，到互联网的金融，互联网的教育，互联网的医疗等等一系列的创新，将会彻底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黄红元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政府工作做了部署，为资本市场新一年的改革开放明确了方向。从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近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看，上交所市场确实到了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上交所市场一方面要更多地为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服务，更多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转型服务；另一方面，不能停留在过去仅仅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的阶段。
现在中国和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有点像，工业化中后期出现产能过剩，贫富分化。生产能力非常强，可以几天盖一栋房子，很快修出来各种公路、铁路，但国民的消费能力不足。当经济不可持续，会出现内部观点高度分化。社会共识发生大的裂痕。如果精英主导社会发展，一定是继续沿资本主义高效率的方向推进。资本积累导致的产能过剩解决不了，就会带来危机。一旦出现大范围失业，撕裂社会的政治风潮就会蜂拥而起。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 这段表述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正确的解读其中散发出的各种信息？ 日前，《财经》新媒体专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教授、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人黄震，就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黄教授认为，“互联网金融”首度写入政府报告，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那今后将进入政策红利期。
我院研究部副主任贾晋京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分析认为，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在打破传统垄断藩篱的问题，也将以改革红利普惠民众。
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防止城镇化发展过快、过忙、过乱，这会引起经济动荡，失调。引发房地产等行业泡沫，城镇化过度开发将是一个导火索。如果城镇化跟西方道路走，70%农村人挪到城里去，是非常危险的决定。这会引起物价、房价、教育，社会保障等供应链和货币供应失衡，所以城镇化应特别慎重，不能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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