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些金融精英，我也总结了几点“混”在伦敦金融城必须具备的素质。最基础的是流利的语言能力，必须有与当地人差不多的水平，而且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背景；其次要对伦敦金融城内的公司需要怎样的雇员心中有数，然后是要有社会和文化适应能力，要有足够多的当地朋友，融入当地文化。
国内商业银行习惯于做“高大上”业务，以前总是将主要资源投向大行业、大客户，少有人问津社区金融。近年来，部分银行的基层网点面对业务压力，尝试开展“银行服务进社区”活动，通过在社区推出现场服务、预约服务和宣传讲座等方式，放低了自我身段，密切了客户关系，使银行业务与社区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一定成效。
政府和国有企业干预市场运行，制约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国有企业如今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国企垄断问题不断引起争议。国有企业依靠与地方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项目选择、融资条件等方面都会受到照顾，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上的优势也令小公司无法企及。
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中西部。西部大开发在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优先位置，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要实行差别化的经济政策。贵州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元龙认为，金融支持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不仅仅要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我们觉得冷战之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是意识形态划分的，现在结束了，用什么划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总是得有一个利益圈子，而这个圈子越来越经济化，而且它往往是以在区域化的过程当中，有货币作为纽带。在欧元区，这些国家用同一种货币，是很紧密的经济联盟，东欧、西欧都可以进来。这里面有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区域化，区域化集中的表现是货币园区化。现在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也是要基于货币的纽带，可以配置各种资源，这样经济、政治和文化绑得更紧。
多年来，以促增长为首要目标的收入和支出结构安排不利于政府完成其他工作。税收收入是宏观经济调控、收入分配和污染治理的重要工具。王永庆死后，台湾税务机关可以征收40%多的遗产税，美国2011年遗产税比重达48%，日本的遗产税也非常高。中国目前存在大量的富二代是政府所得税体系失灵的表现。
非金融企业负债率高，主要是国有企业负债率高，且过去几年上升速度快。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和融资结构有关。中国的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债权类工具，权益融资不发达，2012年股票市值占GDP比率45%，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社会融资总量中非贷款融资比重上升，但其中大部分仍然是债权融资。
整个牛津小城是一座大学，而城中又有众多的学院，每所学院自成一体，独立招生，独立核算。学院与学院不一样，有富有穷，占地面积也不一样。市中心的林肯学院是高墙环绕的大庭院，而城边的玛格丽特女子学院有大片的绿地，还有花木扶疏，垂柳青青的大花园。玛格丽特女子学院是后建的学院，所以靠城边，面积也大。牛津的学院是一座一座地建，缓慢地向外扩张，是有机的成长。反观我们的大学城，大多是一步到位的大手笔。
回顾过去30年金融改革的经历，我们或许会承认，中国的银行融资分为两大“流派”：主流派，即中国的主流银行等金融机构，重点服务中国的主流实体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融资需求;而支流派，则指那些“应命而生”的影子银行，为众多私营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长期以来，这两股“流派”虽有利益交叉，甚至冲突，但基本做到礼尚往来，井水不犯河水。
笔者粗略给库布其算了几笔账：第一，“沙漠三宝”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10，且这还不算生态效益；第二，利用沙漠内的劣质煤、沙柳等生物质资源进行土壤改良与肥力增加，乙二醇等清洁替代能源，以及利用沙漠日照的规模化太阳能资源，年产值潜力超过千亿元；第三，沙漠附属产品如膜砂、涂料、沙漠艺术品等，投资潜力也不可限量。换句话说，库布其是另辟蹊径、剑走偏锋地开创了某种“绿色银行”模式，而且是低投入、高回报的绿色产业金融模式。
从制度变化来讲，我们有很多憧憬的地方，包括IPO从审核制到注册制的过度，以及未来创新类企业上市条件的放宽松，从长远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制度变化，但是这样一个制度变化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下去，在这点上虽然IPO刚开闸，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型过程中。因此，顺势而为，将传统的粮食安全战略调整为食物安全战略，从食物安全的高度对农业与食物行业管理体制进行顶层设计，从“全食物链”的角度进行农业大部制改革，是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改革面临的最大课题，同时也是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中国持续崛起的事实不断证明，当下的困境是暂时的、局部的、可解决的，中国体制的一些问题是本土原生的、超越西方的，是可以纠错的，而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必将像物理学伪问题永动机原理一样，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从这个角度看，为“中国梦”进行高质量的建言，是多么有必要。
从历史看，在利率自由化后的几年之内，银行业便会出现净资本流出的现象，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具体时间表是：挪威3年，阿根廷4年，芬兰6年，瑞典7年，泰国7年。据此，ＩＭＦ的论断是，如果中国迅速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则7年内，中国的资金将会是净流出，金额或将高达1.2万亿美元。如果那样，会动摇中国的金融制度。
诞生于血火之中的新中国，不仅不畏惧强加的战争，还敢于主动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而每一次自卫战争都成为国家强力发展的助推剂；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注定要与光荣为伴，每一份血染的光荣都成为后世的珍藏。敲响战备的警钟，重塑坚定的信仰，唤醒无畏的人民，振兴战略性产业，我们的国家勇往直前，我们的未来一片光明！
中国证券市场重新建立以来，暂停IPO已成为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手段，一旦股市有异常变动便想起这个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贴身秘器。A股历史上已经出现过8次IPO暂停，除了2005年5月25日到2006年6月2日暂停264个交易日，是因为股改的启动有一定特殊性，其他多是在市场低迷时传导监管当局对股民、股市的殷切关怀和体恤之情。
中国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因为多年来大量土地成为建设用地甚至玩乐用地，大量农民进城，水利设施荒废、剩余农地部分被撂荒等。这是系统问题，不可能只通过引进外国优良种子解决。目前并没有权威部门证明转基因的绝对安全性，强行推广不仅会让国人冒毫无必要的风险，还可能导致问题激化为社会矛盾。
无论是与其他国家比较，还是以“均衡”利率的概念来衡量，中国的存款利率都太高，而不是太低。人们之所以形成中国存款利率太低的错误印象，根源在于人们认为中国眼下隐现的房地产泡沫是受到存款利率过低的驱动，而事实上，泡沫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管制、以及股市和土地市场的扭曲所导致的。这一切都突显出加强治理和监管体制的重要性，这是金融改革的前提。
由于改革不同步，致使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在养老金缴费与待遇计发方面差距过大，而责任划分不清及政府、企业、个人之间负担比重失衡，则使制度的可持续性难以得到保障。目前公务员退休金替代率在70%以上，属于偏高，这是单一层次制度安排的结果。企业职工在改革前的退休金替代率也同样偏高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支付清算体系、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征信体系、会计准则、公司治理、反洗钱体系以及由审慎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高度重视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通过体制和制度的变革，强化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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