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发言表示，要建立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红线，知道哪些地方可能会冲击红线。要把握好政策风险，操作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划定红线，是每一个产品设计中间怎么把这些风险一步一步梳理出来，哪一个地方不能再往前走，这个红线要划清楚。
2014年全球经济将走向何方？去年全球多国股市气势如虹，涨幅惊人，美国复苏势头稳健，英国和日本大有看头，欧元区艰难爬出衰退泥潭，逐步转向正增长，新兴市场虽然困难重重，整体增速依然超越富裕国家。因此，去年底至今年初，许多机构和投资者均调高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乐观情绪令人鼓舞。然而，调高增速预期的研究报告墨迹未干，全球股市即应声下跌。
与政府职能错位同时并存的是政府职能的缺位和不到位。例如在公共服务方面，创造平等竞争条件方面，营造有利于吸引人才，有利于创新环境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这些错位或缺位，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多少有点“四不像”，这就直接降低了市场经济的应有效率
G20管理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时，世界没有重新陷入有害的竞争性货币贬值或其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困境。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G20实现了有意义的进步，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现代化。在2011年的戛纳峰会上，发展金融市场的共同规则仍是主要议题。但是，只有不具约束力的理解备忘录才得到峰会的同意。
金融业最大的挑战不是资金，而是信息不对称。PE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最好的投资类别，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完善起到很大的作用。PE业发达的国家，一般也是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从PE投资额与GDP占比来看，中国的约0.1%，与印度、巴西的约0.2%，及英国、美国的约1%相比，还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从个人账户空账、局部地区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收支缺口、以房养老、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等引发的不安与焦虑，已经表明公众对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信任危机，社会生态陷入异常复杂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信用风险又会进一步放大社会风险与制度风险，同样会酿成制度危机甚至灾难。
钮文新及其代表的观点有一定事实依据。本来以极低利息存在银行的活期储蓄变成4%到6%的高成本资金，抬高了这部分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成本，进而冲击中国社会的融资成本，最终贷款客户将成为这一成本的买单人，这一逻辑短期来看是成立的。但由此得出“余额宝”们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是“金融寄生虫”，则有失偏颇。
可以预计的是，今年商业银行的开发贷款总基调是：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区别对待。而个人住房贷款的政策则不会有大的调整，定价合理、销售前景较好的商品房依然会得到信贷支持，但是在利率执行上的差异化会进一步扩大。
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头10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基本上是被低估，但是中国对升值持抗拒态度;到如今，人民币汇率处于均衡甚至高估的位置，但是中国却拒绝贬值。这个态度的转变，反应的既是领导集体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也是中国发展阶段所面临问题的变化。
对“余额宝”进行严厉指责甚至谴责的确是它“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它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来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它所获得的收益，无非是市场资金价格的真实反映，是“曲线救国”式的利率市场化。因此，即使没有“余额宝”，也同样会出现其他“现金宝”、“理财宝”等等类似产品。
为什么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却仍然要出口廉价的工业产品给发达国家呢？答案还是在当代世界治理体系中。GDP是产业世界治理体系的“治权”，属于各国政府；而世界产业治理体系的“法权”则是知识产权体系。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不是各国国内的，而是跨国的。知识产权的基础是“市场相互准入”，承接别的国家的委托生产任务，要求尊重其知识产权，缴纳知识产权费用，否则就是“山寨”，不能向国外销售。
资本账户自由化是中国下一步必走的道路，特别是如果中国想要人民币成为区域性或国际性储备货币。中国要想成为发达经济体，可以多向以色列学习，因为以色列与中国所走的路径相似，经济上都是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变。
今年1月24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增至621家。更喜人的是，还出现了“四板市场”。2013年，“新三板”问世之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争先挂牌，被称为“四板市场”。成都（川藏）股权交易中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底试营业，成为全国首家跨省区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G20主要任务之一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增长政策，建立一套处理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体系，寻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的方法，并且提出如何应对能源价格变动和溢出效应的方案。尽管经过了多次激烈的讨论，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各国依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在有的新股发行首日，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怪象，值得引起市场关注。特别是“秒停”现象的频现，投资界引发担忧。业内人士都心中有数，“秒停”现象绝不可能是偶然的，何况频繁现身，而是有预谋，有预先设计好的步骤。制造“秒停”并不是个高难技术活，久经股市震荡的专家们对于“时间节点”是极为敏感和专业的，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是股市运作高手们必须烂熟于心的基本功。这一次出现群发性，多发性“秒停”不属于市场正常异动，而是人为人工“错误”，不能任之发展下去。
2月22日至23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长期投资、全面增长战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金融部门改革以及国际税收合作等问题，并发表了联合公报。G20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财政部部长霍基主持会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了会议。
“目前类似余额宝等一些产品，进一步推高了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因为余额宝背后的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银行协议存款，银行为了这些存款可能支付了不菲的成本，再把这些钱贷给企业时，就要开出更高的价码。”董希淼说，如果社会资金成本被推高，企业的贷款成本就难以下降，融资贵的现象也难以缓解。
在设计我国统合监管的具体路径时，需要充分借鉴欧美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特别是通过加强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和职权，进一步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和监管，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建立对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品尤其是场外衍生品实施全面监管；通过设置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构建金融纠纷多远纠纷解决机制等……
中国俨然已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负责任贡献者，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摆脱危机的积极主力。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双重角色以及在G20中的参与,可以在中国艰苦而漫长的入世谈判进程中略见一斑。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个贸易大国继续捍卫其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2014年的中共一号文件对此发出信号主要是三点，第一项是耕地保护的红线仍强调“严守”，包括在主销区也要确立粮食面积底线；第二项是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第三项是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而后者，则为国内媒体视为代表土地改革方向的重要信号放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土地市场化改革的正在摸索起步，农民手中的土地能够买卖进入市场，进而增加土地的供给抵冲中国国人无不关心的房价高企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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