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资本为王，而学术界则是经济学为王。试看今日各国奔走于殿堂之上的学者，泰半为经济学家。他们多以策士、国士自居，羽扇纶巾，挥斥方遒。经济学家中偶尔也有悲观的，现年42岁法国经济学界明星人物、巴黎商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就是一位，其风靡欧美的新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Le capital au XXIe siecle）断言，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中产阶级的境况还将下降。
历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新的能源革命，在目前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可再生能源革命正在发生。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中的能源革命不同，可再生能源革命把能源采掘业转变成了制造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能源生产转变成了遵循收益递增规律的生产活动。抓住可再生能源革命的历史机遇对于中国崛起摆脱地缘政治的约束、保证能源安全并实现能源独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国要趋利避祸，开门见山第一件事，是让相对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对价格”无处不在：汇率是不同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利率是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投资)之间的相对价格；万般商品服务，互相总有个比价——麦子的市价值多少化肥？少喝几公升牛奶可买一个豆浆机？大都市一亩土地之价，还等于一万亩农民的宅基地吗？
刘元春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能进一步拓展民间资本的空间，也能倒逼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使国有企业真正建立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而民间资本也有了大显身手的舞台，甚至可以进入到传统的垄断行业，分享行业利润，这也符合改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执政理念。
走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本质要求。梦想与实现梦想的道路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一种梦想所具有的性质，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追逐梦想的路径选择。中国梦与中国道路是内在关联的，二者具有性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
新国九条对发展私募市场做了相当全面的阐述，在重阳投资看来，其中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关于私募基金发行不做行政审批这个提法，同时强调了提出在建立健全私募监管制度中明确地提出要注重事中和事后的监管，这一点是跟我们公募基金、公募市场的监管思路是不一样的。
实现普惠金融的途径是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进而降低门槛，使得原本不能享受金融服务的人群也享受到金融服务。诺贝尔奖获得者耶鲁大学的希勒教授在《Subprim eSolution》一书中指出，信息技术是21世纪的关键技术，它与金融的融合可以更好地实现普惠金融。作为信息技术的核心，互联网有它独特的优势，大大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其原因有四。
安倍经济学是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国民已经习惯成自然、普遍期望值很低的情况下，动用很多资源推出的。民众因为对民主党执政无方的反感，对安倍以及其经济政策本来寄予一定期待，加上日本战后经济与生活相对还是稳定的。因此民众对政府经济政策并不吹毛求疵，反而大都以宽容心待之，因为人们都知道日本经济改观难度大，并不奢求。所以，一直没有出现民意大幅度的反弹。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国务院日前批转了发改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意见》提出，今年将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控制，分类纳入预算管理；规范政府举债融资制度。开明渠、堵暗道，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
在中国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的产业和发展趋势，有人说它颠覆了传统金融，有的说是补充传统金融，有的说是促进传统金融转型，有的说是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融合，我觉得都有道理。长期看，互联网金融可能会颠覆我们现在的一些运作模式，因为互联网在改造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论阿里的支付宝还是腾讯的微信支付，相对于庞大的金融机构业务体量而言，毕竟属于旁敲侧击的“第三方”。然而两人拉上平安，马云、马明哲、马化腾“三马卖保险”情况就不对了。为何移动支付领域的两马同槽争食，突然演变成三马合作卖保险？是因为终于发现与其两败俱伤不如化干戈为玉帛？或者双方面临更大的行业竞争威胁？
黄金价格自2011年8月达到历史高位后一路下跌，最低时跌破1200美元。此轮调整使得以“中国大妈”为代表的实物黄金投资者损失惨重。探讨金价未来走势之前，投资者有必要清晰了解影响金价涨跌的几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政治与经济动荡以及黄金的实际需求与投资需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那么，我们应如何科学认识信用、正确建立和维护信用、更好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呢？所谓信用，是指社会主体能够履行约定而取得的信任。信用的拥有者即信用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企业和政府等。信用是一种社会资本和财富，可以通过信用主体的社会声誉以及经济交易的授信额度、行为记录与评价等表现出来。
近年来，我国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开始了信息化和工业化之间融合发展的新里程，但是，对作为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的信息资源禀赋以及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却重视不够，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失衡日见凸出。《中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指数报告（2013）》通过对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指数排名和信息化指数排名进行关联分析，发现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信息化建设中存在“重信息基础设施，轻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现象。
ICC是世界贸易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机构之一，它成立百年，早已成为国际贸易的规则制定者和推动者，对于国际贸易秩序和公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是一个智库型商会，在世界上拥有数亿家企业客户，仅在中国就有20多万客户和该商会保持密切联系。这样一个世界级智库和中国最年轻的智库型金融研究院的成功合作，对中国未来经济贸易改革以及对国际规则的制定将会产生新效应。
从2007年开始，美国的次贷危机发酵成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世界市场体系的各个板块。这场金融经济领域的大地震与自然界的大地震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地震从中心向外围的冲击传导分为纵波与横波，纵波传播快但杀伤力小，横波传播慢但是杀伤力大。金融地震的冲击波也是由内向外，也有纵波横波之分。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看，配置房地产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截至2013年10月，全社会居民财富中，房地产的占比从2007年底的44%上升到了49%，已经明显超配；相比之下，上市公司权益类资产占比从2007年底的23%下降到8%，A股估值和居民权益资产配置均处历史低位。站在现在的时间点看，优质权益类资产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增值的空间会大于房地产资产。
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凝聚共识，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执政理念的一个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历史、现实和世界维度体现出这种追寻。历史的公约数。中国历史悠久，有传统，讲传承。在古代，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沉淀了无上的荣光。在近代，中国逐步落伍，遭受了不尽的凌辱。“昨天苦难”勾起了“前天辉煌”的历史记忆，民族复兴的浓烈意识凝结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共同梦想。
我国四大金融风险现在在同时发生，即影子银行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产能过剩行业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和破产的风险，以及房地产开始调整。“这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四大风险，四大风险如果同时发生，我相信中国很难避免出现全局性的风险，或者金融危机。”向松祚表示。
5月4日的东方历史年会举行了一场关于人权与主权的激辩：这两个概念的边界是什么？如何理性地思考与平衡？有没有统一的答案可以适用一切情况？我们面对怎样的具体问题？参与激辩的嘉宾包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章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王义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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