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利率在金融危机中已经历过多次大幅削减，迅速下探到比零更低的下限水平。有鉴于此，中央银行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来进一步刺激经济。由于财政政策受困于较高的政府债务水平和财政整顿措施，在经济调整进程中，货币政策将比以往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非常规手段导致了基础货币的激增，带来了长期内潜在通货膨胀的风险。例如，欧元区的货币乘数大约维持20%左右，低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如果这些非常规手段没有用合理方式进行冲销的话，货币供应回归正常水平将会造成巨大的货币悬停效应。从某些政府的角度来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也可能被视为减轻实际债务负担的工具。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会助推资产市场泡沫的重现，包括食品、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的扭曲。工业化国家的货币被预期在更高通胀压力下出现贬值。不过，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升值，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价格竞争力受到削弱以及面临在后发追赶过程中经济下滑的风险。低利率政策的退出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应当谨慎践行，并注意各国央行之间的政策协调。

　　G20也是讨论汇率重新安排的恰当场合。这包括了增强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虽然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了极大的份额，它的货币却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相比之下，美元或欧元却被过度利用了，超出了这些国家在国际支付体系中份额所承载的范围。第三世界国家的货币，特别是来自亚洲国家的货币，有助于为应对全球经济中的变化提供支持。不过，如果人民币变得完全可兑换，它将会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目标。所以，各国需要在汇率方面进一步协调。一般而言，汇率应该由市场因素来决定，而这些因素取决于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各国应当避免为了使汇率趋向自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增长的水平而操纵货币。虽然贬值有助于在短期内促进出口，但它却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此外，贬值也无法作为经济结构性改革措施的替代品。

　　危机期间，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随着金融市场的高度全球化， 各国需要有金融市场操作的一致框架。巴塞尔协议III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标准。在这一标准下，银行和银行系统应该在对抗冲击方面显得更有弹性。这些改革促进微观审慎监管，比如在银行层面，它有助于提供单个金融机构在面临金融压力时期的韧性。监管重点在于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宏观审慎层面则是处理银行业累积的系统性广义风险和这些风险的顺周期放大问题。随着银行更加资本化、更具流动性，对金融系统长期稳定性的信心将有所增强。这些好处可能会超过短期内更严格的贷款限制带来的损失，因为银行最终将把更高的成本转嫁给借款人，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各国应该加强协调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工作， 比如在欧元区引入银行联盟，应当与G20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协调，作为应对危机的一项举措。其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和促进有效监管措施的实施和出于维护金融稳定而出台其他金融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