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我们在日本见过几次，我们都看到也知道他基本上是并不狡猾的一个人，他不会把自己的痛苦藏在心里，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他会表现出来，他的忧虑，他的一天到晚的烦恼。不管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都会在身上，包括美国对他的压力，他和周边国家的处理的这些麻烦，和他的力不从心都会表现出来。
除了解放生产力，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公平正义一定要坚持。其实一方面，我们农民的地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以合理的价钱自愿的方式能够获得它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已经进入到城市里面的广大农民工，他们的权利。虽然现在我们知道，如果给农民工以户籍，那么对于原来的城市人口来说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是要考虑到，这么多年来他们对城市的贡献有多大。
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强调，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同时提出“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表明政府将通过更多途径来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今后社会组织的成立也将不再经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和管理，体现了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调查，什么调查呢？我们现在中国高净值客户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哪几个问题？我这里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他们关心的是第一个是中国房地产的走势，第二个是股市的机会，第三个是影子银行的风险，第四个是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特别是黄金和白银，第五个是长期的投资机会，特别是私募和风险投资。
对中国而言，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既要遵循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立足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从历史经验看，一种理论或者政策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取决于该理论或政策能否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规律和基于本国特征的“国家禀赋”之间建立起有效连接，从而解决从理论到实践的逻辑过渡问题。
未来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有五个重要举措。首先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第二是简政放权；第三是要大力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第四，要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以开放促改革；第五，在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加强监管，特别是要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
中国的“信贷”问题与西方经济体的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经济制度下，不同的实体是完全独立的，所以会出现底特律地方政府破产，美国国际集团和通用公司破产等问题；在中国经济制度下，国家不同的系统不是完全独立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等并不是真正独立的金融实体，而只是中央政府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因而，中国在这个体系之内不会出现地方政府破产或者金融崩溃，因为中央政府在必要时会转移金融资源去解决问题。
中国经济放缓非但不值得担心，反而有理由让人感到乐观。经济飞速增长危及中国长期稳定，而且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另外，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四国”(Brics)中，7.5%增速仍是目前最高的。今年第三季度，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实际上已为负值，而印度和南非经济增长放慢的速度远远快于中国，不过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却出现了转机。
澳大利亚有一家比较亲日的报纸用“踢了乌龙球”来评价安倍“拜鬼”给日本带来极大被动。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安倍不仅把球踢到自己门里，还撞伤了我们的队员，这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战略机遇：一方面我们掌握了战略主动，另一方面，我们还得对日本做点什么。
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近日在《求是》杂志撰文透露，将深入研究“托宾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调节手段，抑制短期投机套利资金流出入。这是继2013年2月份欧盟委员会宣布将于2014年1月开始正式推出“托宾税”以来，央行官员首次公开表示将深入研究该税种。
下一步国资国企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有底线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制度确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可以说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那么我们总结研究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认为他有四个显著的特征或者是标志，一是在社会总资产中要保持公有制经济的数量优势，这是第一个标志。第二是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重要，第三国有经济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要起主导作用。第四国有企业本身要有活力，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
从风险角度看，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是国家的砥柱中流，一家银行出现问题可能会很快波及其他银行，最后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危机的社会后果和金融系统重要性的角度看，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确保银行守住不良贷款和资本损失的底线。
我国经济“现行版”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表面看，是因为形成了外延扩张发展路径依赖，而发展路径的依赖，实际上是体制惯性的结果。长期的速度追赶，使经济调适机制缺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是必然选择。但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上来，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多年形成的认识和观念已经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较高增长率已成为各级政府决策与社会舆论的一个心理关口，大干快上的强烈冲动影响着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实施。经济协调发展的调适机制还有一些空白，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发展的总体协调性和统一市场的公平竞争性，影响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升级。
我国养老保险碎片化，包括群体之间的制度不同，和同一制度下的地区分割。前者主要表现为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之间的双轨制，后者主要表现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地区分散统筹上，它直接损害了制度的公平性、互济性与可持续性，也给劳动力流动带来不便。
我们有理由认为，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少数右翼政客的参拜另有它图，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根本目的不仅是要刺激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而是要借机刺激和挑衅美国对日本的管束权和指挥权，挑战美国作为战胜国的统治地位和权威性。
在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产业组织结构分散，势必造成在与外国大型跨国公司竞争中由于实力悬殊、竞争力不足而败下阵来。这一危机在很多方面业已显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未来几年，中国将面临一个怎样的货币金融环境？随着实体融资利率的上升，中国的钱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贵，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要把“人的发展”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所谓“人的发展”不仅仅指人均收入，还要综合考虑健康、教育以及其他社会因素。不断提高生产力依然是根本，但同时要把环境方面的因素考虑进来，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已经导致发展成本大大增加。
中国经济学长期以来过于西化解释不力，反而失去国际话语权，以至于有中国崩溃论、中国发展不可持续论、中国不确定性、中国例外论。许多人根据历史经验，如东亚经济体日本、台湾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经济不可能再持续超常增长，背后的逻辑其实是经济普世论，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以及中国制度创新的活力。
很多问题都需要“变”，但在变化中要有主心骨——在变化中有不变、在不变中有变，这是社会的常规，也是辩证法。所以，社会需要大胆的、灵活的改变，同时也需要坚守，坚守我们最基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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