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商业银行发行了大量的理财产品，多数为半年之内的短期产品。而为提高收益，所募集的资金更多用于长期项目或信托产品。一旦后续的滚动产品接续不上，就容易出现“错配”问题。而季度末和年底往往是兑付的高峰期，在刚性兑付压力下，只有花大价钱来“买钱”。
实事求是讲，增加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进口在中短期内是必然的选择。2003—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而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保障供应的压力，压得中国农业喘不过气来，只能扩大进口大豆和玉米，以满足不断高涨的“刚需”；而在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两种作物转基因普及率高达80％以上，国际上流通的几乎都是转基因产品。如果政府停止所有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中短期内必然会有一定范围的供应短缺，价格飞涨、抢购囤积现象将层出不穷。到时候骂政府的，只怕比现在多得多。
城镇化道路的转型和制度规划，就是以土地制度的变革为基础，以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为核心，并进行配套的财政税收以及社保金融制度的改革，全面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稳步实现所有外来移居人口的市民化，夯实和增强工业化和整体国民经济更新升级的质量，释放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并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铺平道路。从步骤上说，关键是要启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变革和利益调整。
从短期甚至中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均衡水平可能在1比6左右。如果按照目前的升值速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在2014年中期达到6。之后受升值惯性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在2014年下半年甚至2015年上半年继续升值，即出现超调。但一旦美联储开始步入新的加息周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面临重大考验。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金融组织体系改革，包括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等；二是金融要素价格体系改革，包括人民币汇率利率市场化、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三是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包括完善金融监管、建立金融保障制度与退出机制、保障金融安全和稳定等。
多年来，中国社会要求铁路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今年3月10日，中国撤销铁道部，新成立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铁路自此完成“政企分离”。“铁老大”这一名号，也画上一个句点。
一旦利率上涨过快，将是另一个灾难。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约翰·罗思义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在经历了5年的零利率后，所有资产价格都建立在零利率基础上，这些资产价格，全部都会因为利率上升压力，而承受经济下行压力。”
在国内，政府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很高，有帐可查的政府性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35%，这些都是指透明的收入；如果加上“暗”收入，比如年审、年检，各种名目的收费和罚款性收入等，以及腐败性收入或灰色收入，这个比重大概是40%。张文魁称，这个比例已经基本上与西方福利国家差不多，但是西方福利国家将很大一部分政府收入用于医疗、教育等福利用途，中国的福利性支出占比却远远低于这些国家。
从表面上看，沃尔克规则异常严厉，但事实上却又有很多例外。首先，证券公司可以交易美国政府债券，包括财政部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此外，证券公司的海外关联公司也可以交易外国政府发行的债券。政府债券交易是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保住这块业务，对证券公司是不小的安慰。
们没有任何理由对社会面临“老龄化”感到忧心忡忡。我们必须明白，应以市场规律解决“老龄化”压力。如果各级政府用建设地铁、高速公路的热情去建设养老、医老、护老、便老等现代化设施，同时又造福社会和我们自己，何乐不为？
针对中国市场关于民营银行的过度热情，巴曙松建议“等一等”。他称，大家都说炒股要炒第二股，现在拿牌照难度很大，且三年内不会有盈利，有意向的企业家可以等民营银行业洗牌的时候再出手。巴曙松以台湾为例，1992年台湾共核准16家民营银行，现在只剩下6家，其他都被收购整合了。
金墉描述了腐败可能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有害影响：腐败官员或腐败企业家中饱私囊的每一块钱，都盗自急需保健护理的孕妇，盗自理应接受教育的女孩或男孩，盗自需要水、道路或学校的社区。“我们要想实现到2030年终结极度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的目标，每一块钱都至关重要。”
单从证券市场近期的波动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复杂多变的转型和重组过程之中。A股市场基本停止以往大起大落的波动，波澜不惊。而创业板则显示出潜在的活力，出现难得一见的“翻身得解放”的景象。因为，中央发布的任何一项政策，不管它是否和证券市场直接挂钩，都会对股指产生“震荡”效应。由于今年的中央工作会议议题针对性强、目标明确、措施得力，对股市的正能量作用绝不能被低估。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约翰·罗斯义表示，大联合政府最终形成是众望所归，预计新政府将继续采用前政府时期的基础政策。罗斯义认为，默克尔第三次连任的背景在于德国是欧洲最强劲的经济体，且在债务危机中表现突出，经济又延续增长的势头。然而，德国经济未来还面临着一大外因，就是欧洲整体经济形势并未好转，可能威胁到德国的出口贸易。
李扬认为，一个全球治理的新框架正初现端倪，“发达国家结成一个超级自由贸易区，W T O基本上将被抛弃，一个对中国并不特别友好的、新的同盟正在形成。更重要的是今年10月31日，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美联储、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全球六家主要央行宣布已达成长期性多边货币互换协议。”
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方面不应该无所作为，但仍需特别谨慎，防止采取过大动作，引发财政与金融困难，目前最应该果断推动的，恰恰应该是那些难度较大的实体部门改革，包括逐步解除对垄断性服务业和部分高端制造业的行业进入管制，逐步放松对城市郊区土地开发利用的管制规定，在拉动增长的同时，甚至之后，逐步创造金融与财政体制改革的条件，最后才能够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改革会打几折，取决于政治家的抉择、勇气和智慧。但同时，政治家的行为又会受到社会舆论和民众期待的影响，“政治家就是民众的一面镜子”，如果每一个民众都能告别“犬儒主义”，关注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那么改革就会少打一些折扣，国家就多一分希望。
不同于欧美的个人自由价值观，日本特殊的市场经济模式更强调团队、规范的重要性，更重视政府的功能。在日中合作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庚欣看来，这种模式同样值得中国借鉴。由“万能政府”逐渐向市场转移经济功能及权力的过程，不仅是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工，同时也是政府与市场属性的升华，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进步与成熟。
英国铁路系统所做的第一个幼稚的尝试是在法律上将轨道交通系统的所有权和运营权分开——希冀能在基础建设和铁路运营上建立竞争体系，同时通过对经营铁路的私营公司实行监管来确保铁路运行的安全。
“廉价的地铁交通和公交交通，却带动了沿线周边房价的上涨，这是一个转移支付的手段，这是很多人是没有看到的。这是抢劫年轻人抢劫穷人，应该避免。”11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在2014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谈及北京地铁涨价问题时，作出上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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