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余额宝”进行严厉指责甚至谴责的确是它“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它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来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它所获得的收益，无非是市场资金价格的真实反映，是“曲线救国”式的利率市场化。因此，即使没有“余额宝”，也同样会出现其他“现金宝”、“理财宝”等等类似产品。
为什么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却仍然要出口廉价的工业产品给发达国家呢？答案还是在当代世界治理体系中。GDP是产业世界治理体系的“治权”，属于各国政府；而世界产业治理体系的“法权”则是知识产权体系。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不是各国国内的，而是跨国的。知识产权的基础是“市场相互准入”，承接别的国家的委托生产任务，要求尊重其知识产权，缴纳知识产权费用，否则就是“山寨”，不能向国外销售。
资本账户自由化是中国下一步必走的道路，特别是如果中国想要人民币成为区域性或国际性储备货币。中国要想成为发达经济体，可以多向以色列学习，因为以色列与中国所走的路径相似，经济上都是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变。
今年1月24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增至621家。更喜人的是，还出现了“四板市场”。2013年，“新三板”问世之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争先挂牌，被称为“四板市场”。成都（川藏）股权交易中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底试营业，成为全国首家跨省区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G20主要任务之一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增长政策，建立一套处理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体系，寻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的方法，并且提出如何应对能源价格变动和溢出效应的方案。尽管经过了多次激烈的讨论，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各国依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在有的新股发行首日，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怪象，值得引起市场关注。特别是“秒停”现象的频现，投资界引发担忧。业内人士都心中有数，“秒停”现象绝不可能是偶然的，何况频繁现身，而是有预谋，有预先设计好的步骤。制造“秒停”并不是个高难技术活，久经股市震荡的专家们对于“时间节点”是极为敏感和专业的，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是股市运作高手们必须烂熟于心的基本功。这一次出现群发性，多发性“秒停”不属于市场正常异动，而是人为人工“错误”，不能任之发展下去。
2月22日至23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长期投资、全面增长战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金融部门改革以及国际税收合作等问题，并发表了联合公报。G20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财政部部长霍基主持会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了会议。
“目前类似余额宝等一些产品，进一步推高了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因为余额宝背后的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银行协议存款，银行为了这些存款可能支付了不菲的成本，再把这些钱贷给企业时，就要开出更高的价码。”董希淼说，如果社会资金成本被推高，企业的贷款成本就难以下降，融资贵的现象也难以缓解。
在设计我国统合监管的具体路径时，需要充分借鉴欧美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特别是通过加强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和职权，进一步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和监管，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建立对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品尤其是场外衍生品实施全面监管；通过设置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构建金融纠纷多远纠纷解决机制等……
中国俨然已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负责任贡献者，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摆脱危机的积极主力。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双重角色以及在G20中的参与,可以在中国艰苦而漫长的入世谈判进程中略见一斑。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个贸易大国继续捍卫其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2014年的中共一号文件对此发出信号主要是三点，第一项是耕地保护的红线仍强调“严守”，包括在主销区也要确立粮食面积底线；第二项是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第三项是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而后者，则为国内媒体视为代表土地改革方向的重要信号放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土地市场化改革的正在摸索起步，农民手中的土地能够买卖进入市场，进而增加土地的供给抵冲中国国人无不关心的房价高企的压力？
近年来，尤其是钓鱼岛争端以来，日本问题备受关注，其中，日本经济的作用及其评估至关重要。因为日本首先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且中日关系历来具有“以经促政”、“政冷经热”等特点，经贸在中日之间基本上是一个积极的合作因素。安倍上台近一年来，日本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需要对其间的起伏、特征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作一评估。
如果某一时期内货币集中投放过大或是累加过多，宜于调整法定存准率；由此在短时期内收缩货币量，以抑制通货膨胀预期。在物价升涨已经较高，而利率仍处于严重负利率状态时，宜于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水平，以发挥其调节资金需求的作用。至于公开市场则是经常运用，熨平市场资金短期波动。
中国在G20治理中从一开始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日益活跃的、有效的全球领袖，正在稳步地转变为更强大的领导者。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欧洲债务危机，随着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济停滞，经历这三次金融危机，一个快速增长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金融与经济保持稳定的积极提供者，而不是消费者。
美联储选择性成为全球部分经济体的最后贷款人，这加剧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分化。日本加入该体系，等于日本在东亚地区货币金融领域的单边扩张得到了美元的担保。我国已经启动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将受到美元和日元体系的双重挤压。亟需采取针对性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向松祚近日表示，2014年或是金融风险全面爆发的元年。向松祚称，看许多机构理财产品收益率和合约条件，越看越心惊！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率最低6%以上，大额理财产品收益率超过10%，且声称有国有大企业担保等。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M2增长13.2％的情况下，人民币活期存款却下降了近万亿。这的确需要引起高度重视。2009年1月，也曾出现M2激增与M1增速下降的深度背离现象，当时M2同比增速为18.8％，而M1增速为6.7％。与今年1月份相似，M2的增速同样高出M1增速12个百分点。而今年的情况夹杂着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等新的因素，似乎更为复杂。
过去各种文献多是用“保护金融消费者”、“保障金融消费者权利”这类字眼，主要是政府和监管者自上而下地希望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障和保护，金融消费者处于被动地位。基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消费者权利意识的觉醒，金融消费者已经在探索从被保护到自我实现的过程，因此出现了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话语转向。
中国参与G20以及在其他国际论坛发挥的积极作用被世界其他国家普遍认可，原因在于中国着力推进共同建立和加强多边治理体系，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问题。特别的，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主要经济体间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协作，同时认同发展中国家可以用替代性政策来维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
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高于不少国家，但目前中外媒体经常错解了中国在全世界经济中的发展地位。本文将通过正规的经济计量方式，运用消费增长率、人口比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数据资料，试图还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情况。同时还将就全球经济趋势这一重要问题展开探讨，解析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落后发展中国家、低利率、股市实际价值下跌、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等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此外，在对亚洲各大经济体的投资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详细测算后，我们发现有着高投资水平的经济体往往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因此，让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正确解决之道就是正确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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