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全面深化改革，是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同过去相比有很大变化，是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改革总目标落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反映了系统化、整体化的改革思路。过去的改革是非系统化、局部性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为中心，其他改革为其配套。

    （一）强调搞系统化改革，是为应对系统性风险

    现在的风险已不是来自某一个方面，而是经济、社会、自然各方面风险都爆发出来，且相互交叠，我把它称为公共风险。这也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没有系统性的改革无法化解。

    系统性改革源自于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家的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我认为要抓住三个要点来理解。

    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已高度紧张，生态、环境已面临危机；

    第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体现在道德层面，是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人与人关系高度紧张体现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分配差距扩大带来的贫富阶层之间的对立。过去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要走向共同富裕，这是需要探索的问题。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这是我国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难题，也是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历史性任务。

    第三，人与自己的关系也陷入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内心逾加脆弱，社会焦虑情绪蔓延，实际上就是人和自己的关系也不顺了。所以，从这三方面来看，我认为现在整个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过去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需要探索一种新的国家发展方式。

    发展方式的转变这里指的是整个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基础，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一种系统性的转变，因此需要系统性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这样才能化解所面临的公共风险和潜在危机。

    国家发展方式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方式、人的发展方式，这三方面的发展方式整个都要协同转变。

    （二）将财政问题放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

    不仅把财政问题放在经济学、经济杠杆的角度来考虑，也要放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考虑。中央把财政定位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新定位的基础上，对财政的职能做了新的概括。财政在经济、社会方面要发挥作用，同时在怎样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方面也要发挥作用，即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从木桶原理来看，财政的基础性作用相当于木桶的底板，如果底板掉了，那木桶盛水的整个功能全部丧失。财政垮了，意味着国家治理就会坍塌。从这个意义上看待财政的定位和职能作用是一个大的突破。

    从新的高度重新定位财政，重新认识财政。简单讲，其核心是处理两个关系：一是老百姓的钱袋子和国家钱袋子的关系问题；二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

    财政作为一种制度就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效率，一头挑着公平，这副担子若要挑得稳当，财政既不能偏向效率，也不能偏向公平。这只能是通过财政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把效率和公平有机融合为一整体。不能把效率、公平拆分开来，在两者之间搞钟摆式调整，那会导致我们的政策以及体制失效，引发新的公共风险。

    （三）金融改革要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眼前的风险很可能来自于金融，中期的风险来自于科教，远期的风险来自于社会和政治。

    现在金融的发展、运行方式，包括现有的金融制度，彼此之间存在一些脱节。现在是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意味着金融风险无法有效监控。尽管三个监管机关间有一定的协调合作，但不是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就会出现衔接缝隙，金融风险就会扩散。这种金融风险不是市场风险或流动性风险的概念，它可能会转化为一种系统性风险。

    我认为当前面临的风险恰恰在金融领域，金融改革急需推进。金融改革如果没有成效，其他的都难办，如地方债务问题、化解过剩产能问题都与金融改革有紧密关联。

    从国家层面和金融治理角度来说，金融改革的抓手首先是在大金融视角下监管制度的改革。监管制度不改革，金融风险就容易扩散，使得做起事来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所以，金融监管要实质性地转向宏观审慎监管。如何真正在我国建立起宏观审慎的监管架构，这既是改革本身，也是其他改革的重要条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