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英国本土碳排放总量自1990年以来持续下降，但英国碳消耗量是增加的，这其实意味着英国“促进”了全球变暖。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无法向月球进行碳排放。而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转移污染并非是应对挑战之道。
人民币国际化不能避实就虚，人民币不能只依靠在金融市场自转或空转来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中国需在世界加工厂的传统优势上增强服务贸易，巩固贸易大国地位。近年来，东盟、非洲、中亚、拉美地区与中国贸易增长迅速，贸易货币替代的阻力、成本较小，可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理想突破口。
相对于壁垒的存在，何伟文更看重中国在自贸区谈判中的主导作用。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规模跻身世界第一，贸易伙伴也更趋多元，欧美日传统市场份额下滑，东盟等新兴市场成为新增长点。“中国需要搞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与日韩、东盟、亚太国家加强区域贸易合作，推动中日韩等自贸协定谈判，夯实自身的地缘经济、地缘贸易，这也有利于中国在中美自贸协定、中欧自贸协定谈判中获得主动。”
中国在2025年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需要构建新的金融体系，我认为SDR要把人民币包括在里面，这样三大货币应该能将世界经济稳定下来。最重要的是抵抗汇率强烈的波动性，如果能把大宗商品价格、汇率、国家治理稳定下来，将会使世界经济更好地发展。
最大程度得到中国资本，最大程度打开中国市场，最小程度给中国高科技。“美国想吸引的只是低端科技水平的公司，会继续想尽办法阻止高科技领域的并购，例如华为。”罗斯义向记者分析，“中国谈判的资本就是，除了招商引资，美国想同时为本国企业打开中国市场。全球最高速增长的市场是中国，中国可以用这个条件，最大程度换取美国高科技。”
比林案是让美国大法官脸上无光的一个判例。大法官们把证交会说的那么好，似乎有他们看守证券市场，这里就可以是清平世界，资本市场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从金融危机后所暴露的情况看，证交会根本就没有监管好美国的证券市场，大型金融机构证监会管不了，而麦道夫这样的散兵游勇证交会又不愿管，举报者三番五次投诉，证交会仍然按兵不动。
一直以来，黄金的价格不是由美联储一家说了算的，包括华尔街也好，还有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国大妈、印度大婶在内，她们都是黄金价格的变动的因素。所以有时候你去菜百里看看，黄金价格涨的时候，人多，因为大家说要涨，所以很多人要去买。跌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也多，就是说它已经跌下来了，赶紧去买。
当下的社会已进入“小家庭时代”，社会被分割为小的家庭单元，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家庭教育失去空间，即使三口人的小家庭也要有规矩，讲究长幼有序。小家庭的父母一样非常需要注重家庭教育对于子女的影响，也要从小教给孩子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一生。
即便商业银行无需为其所销的证券承担责任，也不应由商业银行向公众销售证券。潜意识中，普通投资者通常都认为商业银行是讲信用的；有些普通投资者甚至会以为，商业银行所售理财产品已经有了商业银行的默示背书，而商业银行又有政府做后盾，所以理财产品就不会有问题，有问题政府也会援手。
为了查证欧洲经济正在“冬眠”的证据，笔者在巴黎“暗访”市场，从三个场所观察当地经济实况：第一是饭店的“商流”;第二是主流商场的“物流”;第三是交通高峰时地铁的“人流”。每个现场状况最高评为10分，三项总分在21分之上，说明经济形势向好;低于这个分值，可以判定该国经济发展不理想。
阅读本来就是一个开阔视野的过程，因此不能把阅读局限于传统的纸质阅读上，应该把新的网络阅读、手机阅读也纳入到阅读领域。现在很多人都为实体书店的经营艰难而担忧；另外一方面，过度强调实体书店的作用，也显得有些保守了。实体书店的经营确实比较困难，所以一方面实体书店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更开阔的经营方式，使得书店不再是以书为中心、摆一堆书的商店，而是变成一个城市文化的综合体，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播者……
中国经济对政策是明显依赖症，中国喜欢这种发展模式，我们这种体制、机制要求一定的速度来保证，如果没有速度就业保证不了，如果没有速度收入上不去，如果没有速度基本民生上不去，如果没有速度地方财政不行，所以必须有一定的速度支撑。
谈到公务员的收入，公众谈得比较多还有一块非正式“报酬”，这就是“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收入”。毋容置疑，确实有一部分公务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或所谓实权部门的公务员会有这方面的收入，但绝大部分公务员尤其是普通公务员获得这种收入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或所得数额比较有限。在中央加强对公务员队伍的监督管理之后，这部分“桌子下面的”收入会进一步被压缩，很多公务员甚至都不会再有。
由于制度和现行规则的约束，完整意义上的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前述几种形态除了“阿里小贷”外，只是片段化的互联网金融，因为它们还没有独立生存的机制；即使“阿里小贷”也仍在传统规则边界上游走。至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助于互联网所做的工具或系统创新，大体上属于金融互联网。
尽管历史并没有远去，但当年共同战胜日本法西斯的阵营却事实上发生了分裂。美国为一己之私，率先放弃了维护人类正义的原则，一再纵容日本，菲律宾等当年的受害者还对日本今天的重新武装表示理解，欧洲一些国家则以各种方式重复可耻的祸水东引把戏。这一切都让安倍更加肆无忌惮地挑衅人类良知和世界和平。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黄震等专家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对抢到红包而未绑定银行卡的微信用户不能提现的资金，应约定在一定时间内(如三五天或一周)返还到原派发红包的银行卡内；二是尽快公布微信红包沉淀资金数额，尽快开通和完善微信红包的消费功能；三是约定返回时间内沉淀资全所产生的利息应约定权属所有，以上内容均应在醒目位置提示和公开。
反腐要有金融利器，要有金融监管。在打击腐败上，现在的金融监管根本没有跟上，比如舆论热议的财产公开就缺少一个很好的制度监控。假如官员公开了，亲戚要不要公开？如果不公开，那么官员就可以通过财产转移掩盖腐败。公布的种类也要划清，借助艺术品买卖而实现的“雅贿”不容忽视。总之，金融监管制度一定要完善。
打破个别信用产品的“刚性兑付”的确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其系统性影响不宜夸大。当前，中国并没有具体法律条文规定信托公司必须执行 “刚性兑付”。因此，如果有个别成规模的信托产品无法实现兑付，演变成一个信用事件，会打破业界这个不成文规矩。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第一次”，可能产生较大心理上的冲击，但这不能简单等同于系统性金融危机。后者指的是那些波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
在庚欣看来，日本媒体就具体问题的发声，受到社会民意、幕后财团、政府公关甚至只是总编个人立场等多种原因的影响，将其划分两大阵营是简单化做法。他认为，尽管从某些细节看上去，日本舆论对待安倍参拜及历史问题的意见呈现分化，但在对华整体报道上，日本内部舆论不断走向趋同，“持异见的不是没有，但公开对抗者不多，尽管日本社会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私下分歧甚巨，但拿到台面上，似乎对抗就是替中韩说话，很少人愿意这么做”。
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率市场化的冲击会使许多银行人士短时间内失盲，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让银行家们冷静经营，稳妥发展，确保金融为经济改革服务。我们期待存款保险制度发挥安全带的作用，但是最好不会使用他，相反，保证银行无破产，才是最大最好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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