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转基因跟粮食安全绑到一块，未来粮食安全就全部靠转基因，甚至把整个农业技术就等同于转基因，这些都是很危险的。转基因技术是很广泛的，我觉得我们研究方向一定不要搞错，你不要把它给绑架错。比如说你搞转基因制药，转基因一些我们不吃的棉花，这些都没问题。当然偶尔吃一点儿，像玉米、大豆、大豆油，也没问题。但是你非要把转基因跟我们大米绑架起来，跟小麦绑架起来，实际上就是人为的把转基因引入到一个死胡同去，没有必要。
所谓市场上的“钱荒”是一种假象，货币供给的结果表明，央行只是利用“钱荒”来敲打金融机构，并没有动真格的，货币政策实际更符合中央政府“稳增长”的意图。外界关于央行行为的议论更多是猜测，冰冷的数据最终反映出货币真相。长期依赖货币超发推动增长的中国经济，一时半会还不会过上紧日子，货币政策在2013年实际是虚晃一枪，2014年也将是适度宽松。
2013年开始，已有9家保险公司在淘宝上开设旗舰店，多数保险公司纷纷自建电商平台，保险产品在互联网上卖得十分热闹。“双十一”期间，国华人寿淘宝店就销售5.3亿元，生命人寿淘宝店销售了1亿元，其中国华人寿“华瑞2号”还创下4.6亿元的单品记录，一时间让很多同业“羡慕嫉妒恨”。
“纵观全世界各国的腐败问题，尤其是公共领域的腐败，无不是由个人失职导致的失败，并从中得出建章立制、制度衔接的迫切性。”周淑真说，“最终要将各种制度和规范编制成网成笼，将权力关进去，确定一份权力清单，不能无限度放大权力。”
新的工作居住证应该是由对城市的贡献率来决定的，也就是外来人口在这个城市里面，工作了多长时间，对这个城市做出了多少贡献，缴纳了多少税收，那么就应该获得居住证。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于资力、学历或者特殊的资质才能获得工作居住证。
我的新书《年轻时——张颐武解说人生警语》出版，这书主要选自我的微博。这些文字多数以“年轻时”开头，以“古语说”引一句古语结束。这些微博受到不少年轻朋友的欢迎。于是，“年轻时”和“古语说”就成了我微博的一个标志。这些解说人生警语的微博受到欢迎，可以看出，年轻人需要更多的激励和沟通。
通过这些金融精英，我也总结了几点“混”在伦敦金融城必须具备的素质。最基础的是流利的语言能力，必须有与当地人差不多的水平，而且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背景；其次要对伦敦金融城内的公司需要怎样的雇员心中有数，然后是要有社会和文化适应能力，要有足够多的当地朋友，融入当地文化。
国内商业银行习惯于做“高大上”业务，以前总是将主要资源投向大行业、大客户，少有人问津社区金融。近年来，部分银行的基层网点面对业务压力，尝试开展“银行服务进社区”活动，通过在社区推出现场服务、预约服务和宣传讲座等方式，放低了自我身段，密切了客户关系，使银行业务与社区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一定成效。
政府和国有企业干预市场运行，制约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国有企业如今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国企垄断问题不断引起争议。国有企业依靠与地方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项目选择、融资条件等方面都会受到照顾，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上的优势也令小公司无法企及。
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中西部。西部大开发在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优先位置，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要实行差别化的经济政策。贵州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元龙认为，金融支持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不仅仅要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我们觉得冷战之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是意识形态划分的，现在结束了，用什么划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总是得有一个利益圈子，而这个圈子越来越经济化，而且它往往是以在区域化的过程当中，有货币作为纽带。在欧元区，这些国家用同一种货币，是很紧密的经济联盟，东欧、西欧都可以进来。这里面有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区域化，区域化集中的表现是货币园区化。现在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也是要基于货币的纽带，可以配置各种资源，这样经济、政治和文化绑得更紧。
多年来，以促增长为首要目标的收入和支出结构安排不利于政府完成其他工作。税收收入是宏观经济调控、收入分配和污染治理的重要工具。王永庆死后，台湾税务机关可以征收40%多的遗产税，美国2011年遗产税比重达48%，日本的遗产税也非常高。中国目前存在大量的富二代是政府所得税体系失灵的表现。
非金融企业负债率高，主要是国有企业负债率高，且过去几年上升速度快。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和融资结构有关。中国的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债权类工具，权益融资不发达，2012年股票市值占GDP比率45%，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社会融资总量中非贷款融资比重上升，但其中大部分仍然是债权融资。
整个牛津小城是一座大学，而城中又有众多的学院，每所学院自成一体，独立招生，独立核算。学院与学院不一样，有富有穷，占地面积也不一样。市中心的林肯学院是高墙环绕的大庭院，而城边的玛格丽特女子学院有大片的绿地，还有花木扶疏，垂柳青青的大花园。玛格丽特女子学院是后建的学院，所以靠城边，面积也大。牛津的学院是一座一座地建，缓慢地向外扩张，是有机的成长。反观我们的大学城，大多是一步到位的大手笔。
回顾过去30年金融改革的经历，我们或许会承认，中国的银行融资分为两大“流派”：主流派，即中国的主流银行等金融机构，重点服务中国的主流实体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融资需求;而支流派，则指那些“应命而生”的影子银行，为众多私营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长期以来，这两股“流派”虽有利益交叉，甚至冲突，但基本做到礼尚往来，井水不犯河水。
笔者粗略给库布其算了几笔账：第一，“沙漠三宝”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10，且这还不算生态效益；第二，利用沙漠内的劣质煤、沙柳等生物质资源进行土壤改良与肥力增加，乙二醇等清洁替代能源，以及利用沙漠日照的规模化太阳能资源，年产值潜力超过千亿元；第三，沙漠附属产品如膜砂、涂料、沙漠艺术品等，投资潜力也不可限量。换句话说，库布其是另辟蹊径、剑走偏锋地开创了某种“绿色银行”模式，而且是低投入、高回报的绿色产业金融模式。
从制度变化来讲，我们有很多憧憬的地方，包括IPO从审核制到注册制的过度，以及未来创新类企业上市条件的放宽松，从长远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制度变化，但是这样一个制度变化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下去，在这点上虽然IPO刚开闸，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型过程中。因此，顺势而为，将传统的粮食安全战略调整为食物安全战略，从食物安全的高度对农业与食物行业管理体制进行顶层设计，从“全食物链”的角度进行农业大部制改革，是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改革面临的最大课题，同时也是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中国持续崛起的事实不断证明，当下的困境是暂时的、局部的、可解决的，中国体制的一些问题是本土原生的、超越西方的，是可以纠错的，而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必将像物理学伪问题永动机原理一样，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从这个角度看，为“中国梦”进行高质量的建言，是多么有必要。
从历史看，在利率自由化后的几年之内，银行业便会出现净资本流出的现象，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具体时间表是：挪威3年，阿根廷4年，芬兰6年，瑞典7年，泰国7年。据此，ＩＭＦ的论断是，如果中国迅速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则7年内，中国的资金将会是净流出，金额或将高达1.2万亿美元。如果那样，会动摇中国的金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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