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货币环境看，利率“外低内高”，也加剧人民币“外升内贬”和国际资本套利风险。当前，全球普遍保持低利率或零利率环境，但国内利率却出现大幅上升，国内的钱变得更贵了。境内外正利差进一步刺激套利资本流入国内，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和输入性通胀。
不同于西方国家大型企业负责人在企业间流转的模式，我国国企负责人有两条通道可选，一条是政治升迁，另一条道路是不同企业间角色转换。受传统价值观念影响，企业负责人多数希望选择前一条道路，而市场流转道路的不通畅，导致了国有企业经营策略上的短期行为。
欧洲人和中国人都应该问一问，他们是否真的愿意承担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复杂大舞台中心所伴随的风险。控制金融体系是全球领导力的圣杯；但是，对于尚未准备充分的经济体来说，这杯美酒可能会成为毒药。
随着参与在线销售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掌握渠道资源和入口流量的电商平台、互联网公司，纷纷提高了手续费比例，在线销售成本逐渐增大。据悉，目前通过淘宝等平台销售保险产品，手续费已激增到目前的百分之一二，加上赠送“集分宝”等礼品，总体成本直逼银保手续费。而基金公司在淘宝网上开店卖基金，不论基金类型，也都需要交纳不菲的服务费，其实成本并不低。
2014年，中国将有两大事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值得关注：第一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这对资本市场将会产生一定影响。上市公司和券商们应做好相关准备，使得国企改革释放的红利和证券市场一起分享。第二个事件是IPO停摆即将结束， IPO重启或使得市场资金面暂时紧张，同时也会给市场传递这样一种预期，导致市场的不安，我们须对这两个即将发生的事件在制度和监管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然，在监管层的反复核查之下，未来上市的肯定是一批优质企业，想必一定能为投资者带来较大的盈利空间。
笔者希望世界上尚未泯灭正义感的国家，特别是二战战胜国，联合起来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划一道红线，那就是不许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不许日本拥有航空母舰、弹道导弹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现在日本武器库中已有相当多部分超出自卫需求，更不许日本试图颠覆二战成果。否则，将予以断然处置。
假如说2013年的全球股市可称山花烂漫的话，那么2014年的股市则可望呈现万紫千红之态。从股市的发展周期看，全球股市似仍将继续攀高。从2003年到2006年底，是全球首次公开发行业务的大发展阶段，其金额由2003年的500亿美元增至2006年底的3000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首次公开发行金额骤然下跌，2008年底跌入了谷底，仅为1000亿美元；2009年重新攀升，2010年升至2750亿美元规模左右，然后再度下跌，2011年底跌至1500亿美元以下，2012年重又回升，2013年也才回升到1750亿美元，这离2006年的3000亿美元相去甚远，离2010年的2750亿美元相去更远。上扬空间无疑还很大。
亚洲的一些国家，在一辈人的时间内就走出了贫困，且一跃达到“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绝无仅有的。要想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实现这样的巨大转变。所以，分析是什么创造了这种“亚洲奇迹”，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非常重要。
一方面，企业债务、各级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其严重性已经达到可被居心叵测者利用的程度；另一方面，货币和信贷供给巨额扩张，但实体经济仍然感觉“贷款难，贷款贵”。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都需要迅速回答。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首先做到“心中有数”，显然是回答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三农”问题的实质内涵是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农业生态安全，农村的城镇化不应是“去农村化”而是“去城市化”，不再沿用工业文明社会的发展道路，下一步应加大对农村基建投入，高度重视农业生态安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实现乡土社会的生态文明复兴。
“先发展后治理”是一个错误观念。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可以看作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发展经济需要付出资源、能源和人力资源等，同时这无疑对环境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污染、浪费等现象都威胁着气候安全。在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必须同时进行，我们无法在两者之中做一个单选题。气候变化是不得不引起重视的议题。所以，中国必须着手思考环境保护问题，避免温室效应继续恶化。经济发展不应只重视量变，而更应该重视质的方面。
大数据对银行的颠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局部变为全部。收集和使用大量数据，而不是像过去多年里所做的那样，只满足于少量的数据或样本。二是从纯净变为凌乱。抛弃人们对有条理和纯净的数据的偏爱，转而接受杂乱无章―在越来越多的情形下，少许的不精确是可以容忍的。三是从因果关系变为相关性。这代表着告别总是试图了解世界运转方式背后深层原因的态度，而走向仅仅需要弄清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利用这些信息来解决问题。
贾晋京表示，农民贷款融资成本高的一个原因是农民抵押担保难的问题，而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这必然会引入到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户、农村发展提供的金融服务上来，会为农民抵押贷款打开一定思路，但仍需要制度保障。
海际对冲会首任会长、重阳投资总裁王庆认为，尽管金融业聚集主要由市场决定，但在“这一关头由政府推一把，聚集指不定就会在浦东发生。”
反观大陆各地的实践，大都是在不触及现有的公务员退休待遇之外，额外补充一个廉政年金。然而，原来公务员退休待遇本就大大高于普通大众，补充式的廉政年金进一步扩大了待遇差距，无助于社会公平。另一方面，这种廉政年金不全是到了退休才领取，而且公务员违法后，失去仅仅是廉政年金部分，原有的退休金待遇可能毫发无损，对于公务员来说约束力有限。
对于国企改革，科尔奈教授认为，市场经济中的国企只是过渡型，而非永久性的形态。只有个别国企可以作为特例零星存在，其他国企“迟早”都将消失，国企不适合功能健全的市场经济。科尔奈表示，更重要的事情是推动私营部门的发展，而不要利用特殊补贴、支持和免税政策等，人为地推动国有部门的扩展。因为依赖公共部门的扩张、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来发展经济是一种低效且失之偏颇的解决方法。相反，科尔奈教授认为，私营部门和私人投资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样可以通过自然进化，健康地降低国企的比重。
中国的城镇化其实是个不断吃亏的过程。不吃够了亏，有些转折就无法发生。过去十几年，中央一直在提“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但在现实中，我们却走出了一条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优先发展、重点发展之路。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我们曾把“城市文明”跟“大城市文明”画了等号，觉得只有进了大城市，才算投进了“城市文明的怀抱”。
上周美联储终于迈出了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的第一步，决定从明年1月开始，将月度资产购买规模从850亿美元缩减至750亿美元。这是很小的一步，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美联储有序退市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长期看是积极的，而短期则会对中国的流动性产生负面冲击。
一旦美欧在产品技术标准上达成一致，成为新的国际标准，TTIP就将成为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基础，进而影响整个全球化规则制定，它将和TPP一起，大大提升中国参与全球化成本。尽管理论上无法排斥中国，但由于美欧经济差距更小，TTIP比TPP更容易达成协议，对中国的战略挤压效应更加突出。中国将不得不再次面临着重塑的西方和更高标准的全球化。
CSA这样一个试验性质的创新，开始很难被大家接受。现在在没有一分钱财政情况下，仍然让几十个省、一百多个地方，自发地搞这种所谓试验农场，这已经非常强大了。如果政府真的把政策优惠转过来，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生态化。但话又说回来，一旦真正转过来往往又变味儿了，我们在主流之外默默做一点试验，不论别人怎么看，先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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