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农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困境和乡村治理困境，已然成为21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需面对的主要问题。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如何避免“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如何保障近7亿农村留守人口的就业和增收、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生态文明战略指导下，突破小农困境达成新型农民合作的一个基本命题。
如何走出经济危机？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只要给市场以时间，它会自我修复。然而这种修复需要多长时间？将付出多少代价？这种观点并未给出答案。作为改进，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了减少走出危机所需的时间并降低其代价，政府应该出手干预，但应以帮助市场“恢复平衡”为目的。
互联网金融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率，它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行为分析，通过提高信息的充分性，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可用资金总量，实现资金优化配置，有利于摆脱金融与实体经济争利的困局，使二者共生共荣。以P2P网络微贷为例，在互联网平台上，借款人可以实现快速借款，免除了去银行申请贷款的繁复手续。互联网金融通过分流活期存款，倒逼利率改革。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对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改革开放与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上海与荷兰阿姆斯特丹资源禀赋相近，拥有全球最大的深水海港、领先的航空港及我国最大保税区，因此上海自贸区应充分学习荷兰的发展成功经验，加快发展和打造上海的经济、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的国际战略地位。
梳理近些年中国监管层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可以看出监管在该行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并有所进步，正向着逐步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方向不断努力。但相较于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金融监管方式的改善还远远没有到位，总给人一种始终落后的感觉，换句话说，监管方式如侧重控制风险和完善制度，会比行政手段效果更好。
内幕交易违反了金融市场的公平原则，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效率，但是由于其金融交易的特殊性，使得它在监管上存在一定的难度。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证券市场的各项制度还在不断建设完善之中，市场上还存在着许多侵害其他投资者权益的行为。内幕交易，作为我国《证券法》所禁止的违法交易行为之一，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通常来讲衡量一个国家外债水平主要有三个指标，一个是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一个是短期外债在全部外债的比例，第三个是短期外债的总额和外汇储备的总额相比。从这三个指标来看，我国短期外债占总债务的比例偏高。尽管我们的短期外债的总额和外汇储备相比比率非常低，外汇储备已经接近4万亿，短期外债现在可能是5000多亿美金，似乎我们偿还这个外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当然是从全国平均水平，或者从一个大数来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些企业没有问题。对一些企业主要要看它借了外债是做什么了，如果外债能够带来比较好的预期的收益，有能力偿还这个外债，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能力偿还，也会出现局部的违约。
随着首批民营银行试点方案确定，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显得更加迫切。近日，有央行人士透露，其实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早已完成，针对相关细节也多次召开座谈会研讨，最快可能会在今年上半年推出。业内人士表示，一旦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国家就将不再为破产的银行“埋单”，“为自己的资金安全着想，市民选择存款时首选‘经营稳健’的银行，并将存款适度分散。”
在3月29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地产金融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先生做了题为“金融改革及其对房地产金融的影响”的主题演讲。赵锡军表示，去年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涉及金融领域的改革，主题还是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贾晋京称，今年的核安全峰会并没有其他特别的背景。他认为，核安全峰会是全球核能合作机制的一部分。他举例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工业产业链中，核工业是专业化程度最高、最复杂、链条最长、时间跨度也最长的。从核原料勘探到铀浓缩、后处理、乏燃料处置、核电站管理等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单独成为一门学科，全球核能合作机制由此产生。
中国人民银行3月31日与英国央行签署关于人民币清算与结算协议的备忘录，双方将根据备忘录在伦敦确定一家人民币业务的清算行。几天前，中德两国央行在柏林也签署了关于在德国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的谅解备忘录。这份中德备忘录是在法兰克福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重要内容。
银行从业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与快捷支付关联最为密切的银行卡发卡量，四大行由于历史及网点等因素，市场份额略高，不过合计也就占50.7%。而支付宝公司占据移动支付市场近70%的市场份额，具有绝对的市场支配地位。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伟文表示，稀土案的规则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实际上最近两年稀土的国际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的配额不是不够用，而是用不完。所以即使今后取消稀土配额，对市场和产业也不会发生太大影响。稀土业的管理关键还在于国内的整顿。
对互联网的认识，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总的来讲，大家都认可数字化。在数字化前提下，现在讲大数据，有的人说大数据也是忽悠，无非就是把过去的说法变换一下，这个可以理解。在中国，很多人对一些概念说的不是很清楚，就是借来借去，是一个应景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你是互联网也好，你是制造业也好，我们关注的是效率，看的是投入产出，追究的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没有效率作为前提，其他的就没有基础。
据统计显示，中国的网民超过6亿人，网购营业额也早早突破千亿大关，由此应运而生的网络支付乃至互联网金融服务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传统银行经营模式的真正挑战者。笔者在和一些江浙地区的企业老板交流时发现，他们的融资渠道依然是通过银行的信贷审核，或通过私人融资的渠道获得资金，没有一笔资金是通过互联网金融获得的。
从法律的角度看，银行和支付公司的自主竞争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不能触及反垄断法律的相关规定。马云也口口声声说，“决定市场胜负的不应该是垄断和权力”。我们不否认，阿里巴巴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公司，支付宝曾经是一个优秀的产品，马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商人。我们质疑他们，没有利益之争，没有道德洁癖，而是因为他们作为影响巨大的公司和个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更早的时候，马云和他的公司带来的更多是正外部性，而现在，负外部性越来越大。
社会自律文化对经济、金融发展具有显见的重要作用。但如何对此进行实证评价一直是个难题。本文以银行发展和金融监管为切入点，通过跨国实证分析基本确认了社会自律文化在金融发展和金融制度选择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文化转型如何和经济转型协调一致并积极培育良好的社会自律文化，应该成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重点考虑的问题。
自去年新一届政府撤销铁道部，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这一被认为基本维持计划经济面貌的经济系统的改革已经持续了一年。具体的改革成绩并不明显，反而债务成为“铁总”自己也是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近三万亿的债务，十万公里的铁路总里程，蓬勃的高铁需求，所有这些既催生了严峻的形势，又隐含着未来发展的机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迫在眉睫，铁路改革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项目。
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金融的业态和格局，也带来新的挑战。以去年阿里公司推出的余额宝为例，如马云所说，一些人对互联网上的新生事物，第一是看不到，然后是看不起，接着是看不懂，最后是来不及。余额宝这个互联网金融的新物种已经长成了庞然大物，半年的时间里，最多时达8000多万用户，5000多亿元资金规模，传统金融机构都惊呆了，担心自己来不及了！今年商业银行觉得要发起反攻，舆论上有鼓吹余额宝是吸血虫的论调，市场上商业银行试图对互联网金融反戈一击。
中国的金融、经济和社会改革都需要民营力量参与，这不仅会激发社会公平竞争，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今年是深化改革的第一年,2013年年底，中央陆续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政策调整，提出多项改革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全民的改革斗志。中国的改革正面临一个历史关键时刻，中国的发展承载着更重的民生、民意和民心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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