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自律文化对经济、金融发展具有显见的重要作用。但如何对此进行实证评价一直是个难题。本文以银行发展和金融监管为切入点，通过跨国实证分析基本确认了社会自律文化在金融发展和金融制度选择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文化转型如何和经济转型协调一致并积极培育良好的社会自律文化，应该成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社会自律文化促进金融发展

      本研究样本共包括5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高收入国家22个(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新西兰、葡萄牙、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 ，中高收入国家13个( 阿根廷、博茨瓦纳、巴西、智利、捷克、爱沙尼亚、立陶宛、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巴拿马、波兰、委内瑞拉) ，中低收入国家12 个( 玻利维亚、沙尔瓦多、危地马拉、牙买加、约旦、摩洛哥、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南非、泰国、土耳其) ，低收入国家5个( 印度、印尼、肯尼亚、摩尔多瓦、尼泊尔)。

      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从实证角度考察社会自律文化、银行发展与金融监管之间的联系。最终得出以下8点结论：

      1、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具有较高的自律水平，那么其金融机构（银行)）的总体授信水平将会越高，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信贷获得量增加。

      2、社会自律文化对一国银行业的绩效具有正面影响: 随着社会自律水平的提高，银行业的运行绩效将显著改善，不良贷款率下降，收益率水平上升。

      在银行业的自我监督和管理方面，很明显，随着自律程度的提高，个人的经济行为将更加遵守道德规范，从而出现较少的“败德”行为:（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于是我们得到结论3：

      3、社会自律程度与银行业的自我监督水平正相关: 在那些社会自律程度较高的国家，银行业的腐败程度较低。在社会自律文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方面，可从以下三个层次考虑。

      第一，社会自律文化和金融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在那些自律性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被监管对象（即银行等金融机构）可能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行风险管理和内部自我监督，从而降低了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这就降低了试图通过金融管制（业务范围管制）等外部监管措施来控制金融机构风险的激励，减小了金融机构推行混业经营的阻力。当混业经营更多地被允许的时候，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也将随之扩大，形成全能性的金融监管主体(（即同时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实施监管）。据此，我们得到结论4和结论5：

      4、社会自律水平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降低对银行业务范围的限制（即更多地允许混业经营）。5、在那些社会自律水平越高的国家，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越大，相应的监管机构更可能同时对银行、保险和证券同时行使监管权。

      第二，社会自律文化和金融管制效率的关系。承接前面的推理，在一个自律性程度较高的社会中，由于经济运行的摩擦成本减小，同时交易成本降低，因此，相应的金融监管效率也会明显提高。据此，我们得到结论6：

      6、随着社会自律水平的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将显著改善。

      第三，社会自律文化和监管制度的选择。在监管制度的选择方面，近年来讨论得较多的是%中央银行是否分离银行监管职能&的问题和%监管独立性&问题。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社会自律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施加自我约束，这表现在监管制度的选择上可能表现为追求更为民主和分散的监管结构（以利权力制衡）。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得到结论7和结论8：

       7、社会自律水平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分离银行监管职能。

      8、社会自律水平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提高金融监管的独立性程度。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证实，社会自律水平越高的国家，金融机构的总体授信水平更高，私人部门的信贷水平上升，银行业的运行绩效显著改善，腐败程度较低; 同时在社会自律水平越高的国家，银行业的自我监督水平越高，更多地允许混业经营，与此相适应的是更加综合化和一体化的监管; 此外，随着社会自律水平的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显著改善; 中央银行更倾向于分离银行监管职能，金融监管的独立性程度也越高。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清楚的: 提高国民行为的自律性程度，逐渐形成自律性强的社会文化，对经济和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同时，在那些“初始的”自律性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在自律性文化得以培植之前，如何通过适度的他律性制度来确保规则的有效贯彻并降低这一过程中的伴随成本，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中国 “强势文化”削弱经济领域社会自律性

      那么，中国的社会自律文化具有什么特征、又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含义呢?

      虽然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的社会自律程度在所有样本国家中尚属于中游水平，但中国社会的自律文化可能还存在如下的“不对称性”问题: 孕育于传统文化下的中国公民的自律行为，主要体现在“忠、孝、义”  等非经济领域，这些建立在封建分割和分散性经济基础上的自律原则并未有效传导到市场经济领域，尤其是高度依赖社会信用的现代商业经济领域。

      毫无疑问，在崇尚自律性文化的社会中，诚实守信、按合约办事的基本市场法则将会得到更好地贯彻实施，社会信用水平也相应更高，这意味着，与较低的社会自律相伴随的往往是社会信用的低下。那么，自律性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弱势是否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低信用呢?

      对此，我们更进一步地从一般价值导向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具有单向度和等级特征，其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表现为: 权威性、等级制、机会主义、血缘主义、功利主义。以经济学角度视之，这些特征支撑的是分割和分散型的诸侯( 或小农) 经济，而不是统一和规模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实际上，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契约与信用机制在很大地程度上被削弱了。显而易见，当社会规则的自律性贯彻不足时，就需要施加更多的他律性措施进行补充，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强权”、“等级”和“严刑峻法”均可以看作是典型的他律性措施。

      上述事实倾向于表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社会自律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特征: 较多的自律性因素主要体现在非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中的自律性因素却发育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规则的贯彻可能不得不借助于更多的他律性措施来加以弥补。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他律性措施的实施是有成本的，当成本的付出大到连维持正常的商业利润都捉襟见肘的时候，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以此观之，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发育屡受压抑，可能与此不无关系。考虑到目前中国社会尚处于转型过程中，上述经济领域中的自律性缺失问题可能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转型（包括社会自律文化的培育) 如何和经济转型协调一致并对经济转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能是未来中国需要解决的若干“和谐问题”之一。（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