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会打几折，取决于政治家的抉择、勇气和智慧。但同时，政治家的行为又会受到社会舆论和民众期待的影响，“政治家就是民众的一面镜子”，如果每一个民众都能告别“犬儒主义”，关注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那么改革就会少打一些折扣，国家就多一分希望。
不同于欧美的个人自由价值观，日本特殊的市场经济模式更强调团队、规范的重要性，更重视政府的功能。在日中合作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庚欣看来，这种模式同样值得中国借鉴。由“万能政府”逐渐向市场转移经济功能及权力的过程，不仅是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工，同时也是政府与市场属性的升华，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进步与成熟。
英国铁路系统所做的第一个幼稚的尝试是在法律上将轨道交通系统的所有权和运营权分开——希冀能在基础建设和铁路运营上建立竞争体系，同时通过对经营铁路的私营公司实行监管来确保铁路运行的安全。
“廉价的地铁交通和公交交通，却带动了沿线周边房价的上涨，这是一个转移支付的手段，这是很多人是没有看到的。这是抢劫年轻人抢劫穷人，应该避免。”11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在2014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谈及北京地铁涨价问题时，作出上述表示。
预期寿命主要是由一国的人均GDP所决定。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世界排名比其人均GDP排名高11位，是金砖四国中最长的。这表明，医疗服务、环境、教育等其它因素提高了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则低于就其经济发展水平预期的寿命。因此，比较这两个国家和其经济政策就具有重要意义。
就政策工具而言，中国计划中的金融改革已经启动。《决定》中的一项新鲜内容是，承认中国的债务问题只能通过大规模改革政府间财政体系才能解决。这些有待实施的改革措施需要解决两个结构性缺陷。第一，大多数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但多数税收要上交中央。第二，与其他国家相比，预算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严重偏低。因此，地方政府一直日益依赖银行借款和土地开发（而非预算）为自己的支出提供资金，这造成了投机性房地产开发信贷泛滥以及不计后果的债务累积。
铁道部或者说拆分出来的铁路总公司它所有的解放以来存续的资产足以超过它的债务，它土地、房产的议价和所属铁路沿线钻控资产的能力，它的资产和债务对比甚至有可能最后清算出来铁路总公司的净资产可能是正。所以说有必要对铁路总公司所有的有形无形资产按当期的市场价格进行重新评估，这一点对中央对它的管理有好处，对融资有好处，可以降低它的融资成本扩大融资额。
在中国股市，一直也存在着“中国式做股事”的困局：中国股市一度成为老的天桥市场，股市人个个就像那些天桥市场里杂耍的艺人。作假帐、报假信、吹假利、唱假绩的丑相搞得乌烟瘴气。而现在到了彻底清扫的时机了。
腐败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致命之患，夺命之毒。共产党决不能与贪污腐败纠缠不清，决不能让反腐败的旗帜旁落他人，决不能让少数丧失信仰的腐败分子祸害党的名誉、纯洁与前途，更不能因为腐败被人家以反腐败的名义赶下台。共产党一定要内外兼修，把自己锻炼成为反腐败的特殊材料，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旗帜扛得更高，扛到底。
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这一表面矛盾的现象实际上是内在统一的：它是人民币渐进式升值的必然结果。在人民币渐进性升值政策下，一方面有人民币对外升值的现实，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渐进性升值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强化了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后者催生了居民和非居民对境内资产价格上涨的强烈预期，吸引了巨量内外部资本流入。流动性过剩加之经济基本面的稳健，使产品和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压力挥之不去， 即对内贬值。
厉以宁教授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建设是一项改革，要把这项改革进行彻底，就必须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要让12亿人口都住到城里去。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经济方面有两大突破，一是强调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改变了以前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说法；另一个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民间资本可以进入更多的领域，鼓励民企参股国有企业，同时需要国有企业更加开放，让员工持股。
互联网金融他的法制化应该尽量现有法律框架之内，不要动不动要立法，立法不是万能，我们法律已经很多在那里虚置，我相信互联网金融发展将会推动产业转型，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这是漫长过程，这个过程之中要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智慧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大量农民工丢掉工作，这事如果发生在任何欧美国家都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但中国农民工却能够做到心情平静地回到家乡，那是因为饱受争议的农地制度为这些农民还保留着一块土地，那是他们最后的依靠。
中国电影的“全国化”浪潮改变了原有的“好莱坞”的“世界性”和各国“民族电影”的“本土性”相互对抗的格局。20世纪以来，各国都面临好莱坞电影的“世界性”的冲击，民族电影则以“本土性”对抗。而面对好莱坞的强势，本土电影都面临着衰落和危机的状况，往往陷入了小众化的命运，难以自拔和自保。
我们这次提出来保障房的改革，特别是加大中低收入商品房的供给，给户籍人口还是给外来人口这个很大的选择，因为户籍人口让财政花钱，加大户籍人口的补贴是否定改革的未来趋势，这是个两难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贾晋京认为，选择绥芬河作为试点是顺势而为的。在他看来，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探索的大背景下，这是以灵活快速的民间市场化机制来推进国家性战略措施的一个很好的实验。
从韩国扩大识别区以来，现在中美日韩、四方如果包括台湾的话算是四国五方，大家都处在一个在下跳棋的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说你走出一步棋的时候可能会给别人做一个跳板，所以这个时候日本他要出手一个动作，他会感觉到很困难，所以他不是说日方也在讨论说他们是不是也扩大防空识别区，这是日方他们在政府的发言人就说那我们还是最好先别做，因为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做了，我们是不是自己打自己嘴了，就是他也有这样的顾虑。
“引起乌克兰今日乱局的关键因素是经济低迷，该国2012年GDP总值比1991年时低了24%。苏联解体20多年了，该国经济净增长一直呈现负数，从而导致社会和政局紧张态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约翰·罗斯义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而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削弱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依赖，尽一切可能阻止两国关系再加强。
我国非信贷的综合化经营水平需要提高，这样才能增加我国金融业的服务附加值，而不是完全靠信贷发展。在现代市场竞争中，越来越需要非信贷业务的发展，一方面，目前商业银行发展会受到一些监管的约束，比如信贷额度现在、存贷比限制等。另一方面，从国民经济角度来看，非信贷业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比如，出口业务需要信用证，劳务输出需要保函等。根据西方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结构，非信贷资产占比应该为60%，信贷资产占比在20%左右。而目前我国信贷资产占全口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46%，144万亿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中有60多万亿的信贷资产。
美国战后在东亚秉承“离岸制衡”理念，以三条岛链围堵中国，防止中国在东亚做大而危害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或以陆上秩序对抗海上秩序而损害美国霸权利益。近年更将在北约推销未果的“全球公域”理论在亚太试点，以“公海自由航行”为借口，打造对冲中国崛起的安全新秩序。为此，美国加紧推动国内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鼓噪海上公域开放原则，要求专属经济区的自由航行及防空识别区的自由飞行。美国飞机和舰船经常靠近中国专属经济区侦察，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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