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开篇就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这个句子由于其在全文中的位置，就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它阐明了全文的语境，这个语境就是国际国内形势的统一性，在当前形势下，国内的改革工作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体系运行的重要部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整体统筹的。对后文的任何句意理解，如果忘记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体统筹这个前提，都将是偏颇的。
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指出，目前我国的国内形势比以前复杂了，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越来越复杂。利益集团已经出现，引导着国家资源投向它的有利方向，但不一定符合政府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西方意识形态所提出的“四化”制度转轨，不论是私有化、市场化，还是自由化、全球化，它们都不比中国差。中国这“四化”都不到位，所以才导致国内激进者的不满，但却因此才有竞争力；如果都到位了，中国也会跟着一样，无论美国金融资本危机中巨大代价怎么转嫁，只能跟着承载。为什么我多次强调“成本转嫁论”？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西方危机爆发的代价需要被转嫁出去，一般是发达国家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是城市转嫁到农村。总结中国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可得，只要危机代价能够向三农转嫁，城市就能软着陆。
“新领导层展示了加速改革的意图，这很好。然而，报道也显示利益集团间做出了很多关键的妥协。因为传递出的信息存在一些不一致性。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此前起到的是基本作用。同时，执政党快速重申公有制的主要地位，这降低了市场的有效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就必须让集体土地入市。早在十几年前，广东、浙江就有地方提出地方性的集体土地入市法规，全国不少地方也在试点。
我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对开办银行跃跃欲试，作为职业经理人，我对此深感忧虑。其中一个忧虑就在于，投资者和管理者不是在一个平台上考虑问题。投资者认为银行是“暴利”行业——既然投资银行，就要取得“暴利”，因此，管理者会面临很大压力。如果管理者不审慎，后果则不堪设想——无须会计作假，银行也一样可以在财务报表中将利润提前、风险推后，但如此一来，银行肯定是死路一条。具体到操作层面，我认为，审慎尽职的管理者首先应向投资者说明风险。
梁红指出，社会总需求中的三驾马车都面临潜在的上行风险。对于出口，中国有望搭上美日欧三大发达经济体同步复苏的顺风车；对于消费，反腐倡廉导致公款消费大幅降低的负基数效应将消失，消费增速有望攀升；对于投资，企业盈利复苏、政府向民间开放更多领域等努力可能会带动私人投资的加快增长。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三中全会会如何改革。我跳过这一步，假定三中全会已经做了决定，要改革，这个决定不是拿来说说的，是要去做的，做的过程中就会遇到问题。几百部法律在那，新的决定和已有法律之间，或者抽象地讲，改革与法制之间，该怎么处理？这里我们有经验和教训，对下一步改革会有帮助。
建议以同步修改《公司法》与《证券法》为契机，全面升级投资者友好型的法律体系。不仅资本市场的基本法律（如物权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要弘扬股权文化，其他配套法律（如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仲裁法、税法）也要体现投资者友好型的价值取向。
日本的这个动作他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他是独自进行的，他以往像这样规模的演习，一般是日美联合，因为他是日美安保体制，所以他独自的姿态，就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日本自己特有的一个政治的今后的战略姿态，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人数规模大，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针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这一问题，杨瑞龙教授表示，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复苏乏力，呈一路下行趋势，其主要表现在：GDP同比增速持续回落，经济增速非预期性下滑；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幅降低，消费疲软；三大产业增速明显放缓；去库存周期延长，消费领域通胀压力减轻，生产领域通缩压力较大；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增幅下滑明显；工业企业收入和利润增速出现小幅回落，企业绩效进一步下滑。
国企改革的确也是本次三中全会绕不开的议题。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成分，国企改革可以释放国有经济活力，助力稳增长。另一方面，作为产能过剩和贫富差距等问题的重要源头，国企改革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促进调结构。近日国资委层面也释放出明确信号，将“争取在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但我们认为即便如此，也不可对国企改革过于乐观。
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无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都显得力不从心。实行新自由主义，难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失业、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实行国家干预主义，会损害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实行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加剧经济衰退、恶化失业问题；实行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加剧债务危机、扩大资产泡沫，而对于解决生产过剩和失业问题也无大裨益。面对这样的困境，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强大的金融、政治和军事实力，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打垮竞争对手，维护本国利益，对外转嫁危机。事实一再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解决危机的种种手段，只能使危机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交织、自由主义危机与国家干预危机并发，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也是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历史征兆。
如果三中全会能通过物业税和遗产税等政策，这意味着中国的税收制度迈向了接近发达经济体的第一步。这些措施与中国税制改革的大方向一致，并非背道而驰。但与其他国家所做的粗略比较已经表明，中国制定任何合理的税收政策必须是基于事实，而非神话。
郑超愚表示，由于担心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今年上半年地方的投资建设规模有所收缩，直至第三季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才有所放开，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经济低迷时期，最怕的就是地方政府不花钱，所以要想办法让地方政府能花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晓军调查发现，五省市在试点过程中实施对象不一致，范围有宽有窄，此外缴费基数也不统一，有的按档案工资，有的按工资总额，还有的采取“双基数”。缴费比例各地也差异较大，造成同岗同工却待遇不同的状况。
“容”，说易行难，但不管多难我们都要去做。只有做到、做好“亲、诚、惠、容”中的每一个字，发展的中国才能真正拥有一个稳定、和谐、繁荣的周边。
新书发布会现场，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和西方一样，太少感受痛苦”，而《无比美妙的痛苦》这本书“讲的痛苦是生命带来的，无法抗拒。在这种微妙的生命感觉里，让孩子们读懂珍惜与关爱” 。
让孩子背《三字经》、《孝经》，难道让孩子根据这些经书做？弘扬国学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在过去，孝为先可以在一家人吃不饱的情况下只赡养老人而让孩子挨饿，甚至活埋孩子。但是，现在你能让孩子这么做吗？
在国内调整能源结构非常困难，但我们必须面对挑战，坚定不移进行调整，改善环境保障可持续的发展。在国际上，能源转型必然导致能源权力的转移，中国必须把握机遇不断增强我们在全球能源治理和贸易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参与创建世界能源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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