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金融体系沿着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存在三大缺陷：市场化程度不够导致金融效率相对较低；金融结构弹性低，吸收和平滑风险的能力弱；开放度不够，国际化程度低，难以全球配置资源，并在全球分散风险。
吴晓求认为，对现存金融体系提出全新挑战的力量源自互联网。“互联网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重构已在‘双十一’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互联网下一个要重构的产业一定是金融产业。”以互联网为平台构成的金融服务模式，具备整合信息流的特殊力量，克服了传统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交易透明化。而互联网作为一个竞争者，在分享金融产业超额利润的同时，也会促使超额利润平均化。“例如，支付清算，在没有互联网技术的时候，传统商业银行的操作模式既影响到交易双方的成本，还影响到交易双方的效率。互联网进入之后，会使支付清算的效率大幅度提升，可以在瞬间完成。”
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着许多制约，最大的制约就是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不足。这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可以相信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这个问题将会得到改善。他认为，扩大人民币流通量，可以选择的突破口，包括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开展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发行人民币债券，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构建市场微观基础以及利用对外援助渠道。
今年10月21日至25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第十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是中国同意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之后举行的首轮实质性谈判，标志着中美两国启动了双边投资规则的重设程序。
何伟文指出，在中国目前自贸区日程表中，周边应该是重点，如中日韩自贸区、东盟10+6，以及与台湾、香港贸易安排，应在此基础上慢慢发展。
从大的方向来看，“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概念从2002年中共中央十六大开始提出并写进十六大报告，当时是一个突破。现在重提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制约，相关政策内容有了一些和11年前相对不同的政策内容与表述。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这个其实是在2003年中央开始强调三农问题时就提出了，也就是说城乡二元结构和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都是十年前就提出了。但是从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的发展情况看，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并不尽人意，还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
中国整体经济正面临新的转型期和保养期，金融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牵动全局。除对故意、恶意逃债废债的企业加强监管之外，不妨采取以下三项措施，即给予拦、堵、截。第一要拦。对那些提出重组改制计划的企业的资产进行甄别，特别对这类企业重组改制的根本目的进行鉴定，以便确保企业重组目的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可靠性。
第二要堵。对那些侥幸躲过第一关的企业，在其进入债务清盘时仔细审核其债务状况，对于存在有意转移有效资产的迹象和可能性进行认真审计。这里就需要有顶尖聪明的监管和审计专家坐镇把关，不仅防止有效资产流向不明，更要防止借重组损害公司利益，肥了自家钱包的行为，甚至把国有资产改头换面，转入以合作伙伴为名的私人企业账户。
第三要截。这是最后一关，对于保证债务安全至关重要。在这个阶段，让司法介入可能是必要手段。债权人有权提请司法关注，以便保证债务能够安全回笼。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司法应当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监督债务人的行为，这样才能确保市场经济环境的正常运转。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建议，单独两孩政策是许多家庭期盼的好政策，但同时也不能忘记对计划生育家庭未来的保障。我们这么多年累积了这么多计划生育家庭，政府是不能忘记他们的，一定要给他们利益补偿，要给他们保障。所以过去这些年，因为计划生育这一块我们采取了很多特惠政策，面临国家现在新的形势这样一个全面深化改革，我们的科学政策怎么跟普惠政策衔接的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5日公布，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表示，关于金融领域有几项具有突破性意义：
第一，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意味着发审制度必然取消，这是重大举措，值得欢迎。
第二，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帐户可兑换。注意：专门提到要加快，但没有用「自由兑换」说法，显示资本帐户开放仍然是可控范围内。
第三， 推动资本市场双向流动，意味着外资参与国内资本市场规模会大幅度增加同时鼓励中国企业个人海外投资，预计居民换汇额度会逐渐提高。
第四， 政策性金融改革和债市发展股权融资也有新意，但具体要看方案和落实，还需再观察。
“改革不落实则没有意义。”赵锡军指出，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着重重阻力，要拆解缩小收入差距、打破垄断、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诸多“硬骨头”，必须用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制定出台更加具体合理的改革措施和明确的时间表。
面对新一轮城镇化浪潮，我们应科学把握城镇化的逻辑，即到底是经济发展带动了城镇化，还是城镇化带动了经济发展。从经济学原理分析，正确的答案是经济发展带动了城镇化，典型案例就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润物细无声”的城镇化。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地区诞生了很多民营企业，而相当多的民营企业是农民创办的，需要大量的农民工，于是顺理成章地转移了很多农村富余劳动力。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行对减缓中国老龄化的过程、降低老龄化的程度的确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据估测，相对于以往政策而言，实行“单独二胎”政策以后，老龄化的程度能够降低3到4个百分点。但这并不能解决老龄化的根本问题，也不可能扭转老龄化的趋势。除非回到生五六个孩子的时代，才可能使中国重新进入一个年轻化的过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可能再年轻了。放开“单独二胎”只是为我们应对老龄化挑战赢得更多的准备时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发改委管定价，典型的是种了市场的田，荒了政府的地。如果放开市场准入，放开进口权、生产、销售，发改委干好一件事即可，就是反托拉斯。比如中石化、中石油垄断了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下游就不该垄断，现在所有的油气市场零售都被挤死了。然后你又拥有了管道，把上游的油气输入挤死了。现在就中石油一家的上游管道，所有的油气都要通过它，下游的输入管道也得经过它，不然不行。
“到2020年我们要同步进入小康社会，所以这是个挑战。”张可云提醒，扶贫是为了脱贫，应汲取以往“输血式”扶贫的教训，在“输血”的同时实现“造血”功能。他说：“从我们开放时扶贫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有的贫困县一直戴着贫困县的帽子，所以我建议以后要研究脱贫怎么脱，不能老是扶贫。”他的调查发现，有些地区的扶贫存在不规范的现象，“虽然脱贫了，但就是不摘贫困的帽子，就在统计数字上做文章，因为这样还可以等、靠、要，这都是不行的。”
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不仅数量规模小，而且专业化水平不高，要真正担当起养老服务业生力军的角色，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一方面，应努力提升硬实力，包括资金筹集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等。除了推动政府落实相应的财政税收扶持政策，还要通过适当的筹资公关方式、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等调动市场资源和民间资源。
刘元春强调，不是通过私有化促进市场化，也不是通过弱化政府促进市场化，而是通过全面、深入改革促进市场化，使城乡要素进行平等交换，农民享受更多财产收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对于重构新时代的市场与政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之后，伴随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财政收入的增速也在换挡，回归正常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掉一些具有必然性。当前所说的财政要“过紧日子”，其实是从此要“过正常日子”。我们只能也必须以“过正常日子”的理念和思路承受财政收入增速换挡的压力，妥善做好下一步的财政收支安排以及相关财政政策布局。
李义平谈到，公报在阐述完公有制的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又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两个都是”是在党的文件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空前肯定，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意识形态上扫清了障碍，也为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平等竞争，公平地使用资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保障。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经济研究与战略部主管卡尔·达尔曼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成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的改革红利将帮助中国继续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我知道，这次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有人统计了下，约有两三百条改革措施，这些将来都是要一条一条落实的。另外，与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有一个重大不同的是，这次是有组织机构对改革进行领导、督促、落实。而且，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说明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是有时间表的，这很重要。”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立，是应对大安全挑战的时代呼唤，为此要进行安全体制的顶层设计和安全战略的升级换代。苏联解体后，中俄共同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积极提倡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这对冷战时期的旧安全观而言，是巨大历史进步。如今，网络、太空、公海等全球公域问题突显，给国际社会的安全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国际安全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
他指出，首先，从市场发展来看，市场化的金融资源供求机制要改革，这要从两方面进行：其一是供求形成市场价格。现在所有的由政府来决定的价格都要进行改革，如现在正在推进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还要继续推进。其二是要更多地引进市场主体，引进市场竞争。目前各个市场是分割的，不能形成有效的一体化的市场，没有达到提高效率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要推进，要打破隔阂，让资源配置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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