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立，是应对大安全挑战的时代呼唤，为此要进行安全体制的顶层设计和安全战略的升级换代。苏联解体后，中俄共同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积极提倡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这对冷战时期的旧安全观而言，是巨大历史进步。如今，网络、太空、公海等全球公域问题突显，给国际社会的安全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国际安全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
他指出，首先，从市场发展来看，市场化的金融资源供求机制要改革，这要从两方面进行：其一是供求形成市场价格。现在所有的由政府来决定的价格都要进行改革，如现在正在推进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还要继续推进。其二是要更多地引进市场主体，引进市场竞争。目前各个市场是分割的，不能形成有效的一体化的市场，没有达到提高效率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要推进，要打破隔阂，让资源配置更加有效。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开篇就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这个句子由于其在全文中的位置，就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它阐明了全文的语境，这个语境就是国际国内形势的统一性，在当前形势下，国内的改革工作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体系运行的重要部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整体统筹的。对后文的任何句意理解，如果忘记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体统筹这个前提，都将是偏颇的。
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指出，目前我国的国内形势比以前复杂了，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越来越复杂。利益集团已经出现，引导着国家资源投向它的有利方向，但不一定符合政府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西方意识形态所提出的“四化”制度转轨，不论是私有化、市场化，还是自由化、全球化，它们都不比中国差。中国这“四化”都不到位，所以才导致国内激进者的不满，但却因此才有竞争力；如果都到位了，中国也会跟着一样，无论美国金融资本危机中巨大代价怎么转嫁，只能跟着承载。为什么我多次强调“成本转嫁论”？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西方危机爆发的代价需要被转嫁出去，一般是发达国家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是城市转嫁到农村。总结中国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可得，只要危机代价能够向三农转嫁，城市就能软着陆。
“新领导层展示了加速改革的意图，这很好。然而，报道也显示利益集团间做出了很多关键的妥协。因为传递出的信息存在一些不一致性。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此前起到的是基本作用。同时，执政党快速重申公有制的主要地位，这降低了市场的有效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就必须让集体土地入市。早在十几年前，广东、浙江就有地方提出地方性的集体土地入市法规，全国不少地方也在试点。
我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对开办银行跃跃欲试，作为职业经理人，我对此深感忧虑。其中一个忧虑就在于，投资者和管理者不是在一个平台上考虑问题。投资者认为银行是“暴利”行业——既然投资银行，就要取得“暴利”，因此，管理者会面临很大压力。如果管理者不审慎，后果则不堪设想——无须会计作假，银行也一样可以在财务报表中将利润提前、风险推后，但如此一来，银行肯定是死路一条。具体到操作层面，我认为，审慎尽职的管理者首先应向投资者说明风险。
梁红指出，社会总需求中的三驾马车都面临潜在的上行风险。对于出口，中国有望搭上美日欧三大发达经济体同步复苏的顺风车；对于消费，反腐倡廉导致公款消费大幅降低的负基数效应将消失，消费增速有望攀升；对于投资，企业盈利复苏、政府向民间开放更多领域等努力可能会带动私人投资的加快增长。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三中全会会如何改革。我跳过这一步，假定三中全会已经做了决定，要改革，这个决定不是拿来说说的，是要去做的，做的过程中就会遇到问题。几百部法律在那，新的决定和已有法律之间，或者抽象地讲，改革与法制之间，该怎么处理？这里我们有经验和教训，对下一步改革会有帮助。
建议以同步修改《公司法》与《证券法》为契机，全面升级投资者友好型的法律体系。不仅资本市场的基本法律（如物权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要弘扬股权文化，其他配套法律（如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仲裁法、税法）也要体现投资者友好型的价值取向。
日本的这个动作他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他是独自进行的，他以往像这样规模的演习，一般是日美联合，因为他是日美安保体制，所以他独自的姿态，就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日本自己特有的一个政治的今后的战略姿态，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人数规模大，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针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这一问题，杨瑞龙教授表示，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复苏乏力，呈一路下行趋势，其主要表现在：GDP同比增速持续回落，经济增速非预期性下滑；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幅降低，消费疲软；三大产业增速明显放缓；去库存周期延长，消费领域通胀压力减轻，生产领域通缩压力较大；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增幅下滑明显；工业企业收入和利润增速出现小幅回落，企业绩效进一步下滑。
国企改革的确也是本次三中全会绕不开的议题。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成分，国企改革可以释放国有经济活力，助力稳增长。另一方面，作为产能过剩和贫富差距等问题的重要源头，国企改革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促进调结构。近日国资委层面也释放出明确信号，将“争取在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但我们认为即便如此，也不可对国企改革过于乐观。
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无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都显得力不从心。实行新自由主义，难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失业、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实行国家干预主义，会损害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实行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加剧经济衰退、恶化失业问题；实行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加剧债务危机、扩大资产泡沫，而对于解决生产过剩和失业问题也无大裨益。面对这样的困境，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强大的金融、政治和军事实力，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打垮竞争对手，维护本国利益，对外转嫁危机。事实一再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解决危机的种种手段，只能使危机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交织、自由主义危机与国家干预危机并发，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也是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历史征兆。
如果三中全会能通过物业税和遗产税等政策，这意味着中国的税收制度迈向了接近发达经济体的第一步。这些措施与中国税制改革的大方向一致，并非背道而驰。但与其他国家所做的粗略比较已经表明，中国制定任何合理的税收政策必须是基于事实，而非神话。
郑超愚表示，由于担心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今年上半年地方的投资建设规模有所收缩，直至第三季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才有所放开，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经济低迷时期，最怕的就是地方政府不花钱，所以要想办法让地方政府能花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晓军调查发现，五省市在试点过程中实施对象不一致，范围有宽有窄，此外缴费基数也不统一，有的按档案工资，有的按工资总额，还有的采取“双基数”。缴费比例各地也差异较大，造成同岗同工却待遇不同的状况。
“容”，说易行难，但不管多难我们都要去做。只有做到、做好“亲、诚、惠、容”中的每一个字，发展的中国才能真正拥有一个稳定、和谐、繁荣的周边。
新书发布会现场，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和西方一样，太少感受痛苦”，而《无比美妙的痛苦》这本书“讲的痛苦是生命带来的，无法抗拒。在这种微妙的生命感觉里，让孩子们读懂珍惜与关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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