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强调，不是通过私有化促进市场化，也不是通过弱化政府促进市场化，而是通过全面、深入改革促进市场化，使城乡要素进行平等交换，农民享受更多财产收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对于重构新时代的市场与政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之后，伴随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财政收入的增速也在换挡，回归正常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掉一些具有必然性。当前所说的财政要“过紧日子”，其实是从此要“过正常日子”。我们只能也必须以“过正常日子”的理念和思路承受财政收入增速换挡的压力，妥善做好下一步的财政收支安排以及相关财政政策布局。
李义平谈到，公报在阐述完公有制的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又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两个都是”是在党的文件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空前肯定，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意识形态上扫清了障碍，也为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平等竞争，公平地使用资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保障。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经济研究与战略部主管卡尔·达尔曼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成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的改革红利将帮助中国继续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我知道，这次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有人统计了下，约有两三百条改革措施，这些将来都是要一条一条落实的。另外，与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有一个重大不同的是，这次是有组织机构对改革进行领导、督促、落实。而且，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说明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是有时间表的，这很重要。”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立，是应对大安全挑战的时代呼唤，为此要进行安全体制的顶层设计和安全战略的升级换代。苏联解体后，中俄共同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积极提倡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这对冷战时期的旧安全观而言，是巨大历史进步。如今，网络、太空、公海等全球公域问题突显，给国际社会的安全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国际安全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
他指出，首先，从市场发展来看，市场化的金融资源供求机制要改革，这要从两方面进行：其一是供求形成市场价格。现在所有的由政府来决定的价格都要进行改革，如现在正在推进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还要继续推进。其二是要更多地引进市场主体，引进市场竞争。目前各个市场是分割的，不能形成有效的一体化的市场，没有达到提高效率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要推进，要打破隔阂，让资源配置更加有效。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开篇就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这个句子由于其在全文中的位置，就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它阐明了全文的语境，这个语境就是国际国内形势的统一性，在当前形势下，国内的改革工作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体系运行的重要部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整体统筹的。对后文的任何句意理解，如果忘记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体统筹这个前提，都将是偏颇的。
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指出，目前我国的国内形势比以前复杂了，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越来越复杂。利益集团已经出现，引导着国家资源投向它的有利方向，但不一定符合政府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西方意识形态所提出的“四化”制度转轨，不论是私有化、市场化，还是自由化、全球化，它们都不比中国差。中国这“四化”都不到位，所以才导致国内激进者的不满，但却因此才有竞争力；如果都到位了，中国也会跟着一样，无论美国金融资本危机中巨大代价怎么转嫁，只能跟着承载。为什么我多次强调“成本转嫁论”？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西方危机爆发的代价需要被转嫁出去，一般是发达国家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是城市转嫁到农村。总结中国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可得，只要危机代价能够向三农转嫁，城市就能软着陆。
“新领导层展示了加速改革的意图，这很好。然而，报道也显示利益集团间做出了很多关键的妥协。因为传递出的信息存在一些不一致性。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此前起到的是基本作用。同时，执政党快速重申公有制的主要地位，这降低了市场的有效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就必须让集体土地入市。早在十几年前，广东、浙江就有地方提出地方性的集体土地入市法规，全国不少地方也在试点。
我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对开办银行跃跃欲试，作为职业经理人，我对此深感忧虑。其中一个忧虑就在于，投资者和管理者不是在一个平台上考虑问题。投资者认为银行是“暴利”行业——既然投资银行，就要取得“暴利”，因此，管理者会面临很大压力。如果管理者不审慎，后果则不堪设想——无须会计作假，银行也一样可以在财务报表中将利润提前、风险推后，但如此一来，银行肯定是死路一条。具体到操作层面，我认为，审慎尽职的管理者首先应向投资者说明风险。
梁红指出，社会总需求中的三驾马车都面临潜在的上行风险。对于出口，中国有望搭上美日欧三大发达经济体同步复苏的顺风车；对于消费，反腐倡廉导致公款消费大幅降低的负基数效应将消失，消费增速有望攀升；对于投资，企业盈利复苏、政府向民间开放更多领域等努力可能会带动私人投资的加快增长。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三中全会会如何改革。我跳过这一步，假定三中全会已经做了决定，要改革，这个决定不是拿来说说的，是要去做的，做的过程中就会遇到问题。几百部法律在那，新的决定和已有法律之间，或者抽象地讲，改革与法制之间，该怎么处理？这里我们有经验和教训，对下一步改革会有帮助。
建议以同步修改《公司法》与《证券法》为契机，全面升级投资者友好型的法律体系。不仅资本市场的基本法律（如物权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要弘扬股权文化，其他配套法律（如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仲裁法、税法）也要体现投资者友好型的价值取向。
日本的这个动作他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他是独自进行的，他以往像这样规模的演习，一般是日美联合，因为他是日美安保体制，所以他独自的姿态，就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日本自己特有的一个政治的今后的战略姿态，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人数规模大，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针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这一问题，杨瑞龙教授表示，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复苏乏力，呈一路下行趋势，其主要表现在：GDP同比增速持续回落，经济增速非预期性下滑；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幅降低，消费疲软；三大产业增速明显放缓；去库存周期延长，消费领域通胀压力减轻，生产领域通缩压力较大；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增幅下滑明显；工业企业收入和利润增速出现小幅回落，企业绩效进一步下滑。
国企改革的确也是本次三中全会绕不开的议题。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成分，国企改革可以释放国有经济活力，助力稳增长。另一方面，作为产能过剩和贫富差距等问题的重要源头，国企改革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促进调结构。近日国资委层面也释放出明确信号，将“争取在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但我们认为即便如此，也不可对国企改革过于乐观。
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无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都显得力不从心。实行新自由主义，难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失业、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实行国家干预主义，会损害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实行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加剧经济衰退、恶化失业问题；实行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加剧债务危机、扩大资产泡沫，而对于解决生产过剩和失业问题也无大裨益。面对这样的困境，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强大的金融、政治和军事实力，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打垮竞争对手，维护本国利益，对外转嫁危机。事实一再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解决危机的种种手段，只能使危机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交织、自由主义危机与国家干预危机并发，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也是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历史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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