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希望世界上尚未泯灭正义感的国家，特别是二战战胜国，联合起来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划一道红线，那就是不许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不许日本拥有航空母舰、弹道导弹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现在日本武器库中已有相当多部分超出自卫需求，更不许日本试图颠覆二战成果。否则，将予以断然处置。
假如说2013年的全球股市可称山花烂漫的话，那么2014年的股市则可望呈现万紫千红之态。从股市的发展周期看，全球股市似仍将继续攀高。从2003年到2006年底，是全球首次公开发行业务的大发展阶段，其金额由2003年的500亿美元增至2006年底的3000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首次公开发行金额骤然下跌，2008年底跌入了谷底，仅为1000亿美元；2009年重新攀升，2010年升至2750亿美元规模左右，然后再度下跌，2011年底跌至1500亿美元以下，2012年重又回升，2013年也才回升到1750亿美元，这离2006年的3000亿美元相去甚远，离2010年的2750亿美元相去更远。上扬空间无疑还很大。
亚洲的一些国家，在一辈人的时间内就走出了贫困，且一跃达到“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绝无仅有的。要想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实现这样的巨大转变。所以，分析是什么创造了这种“亚洲奇迹”，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非常重要。
一方面，企业债务、各级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其严重性已经达到可被居心叵测者利用的程度；另一方面，货币和信贷供给巨额扩张，但实体经济仍然感觉“贷款难，贷款贵”。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都需要迅速回答。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首先做到“心中有数”，显然是回答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三农”问题的实质内涵是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农业生态安全，农村的城镇化不应是“去农村化”而是“去城市化”，不再沿用工业文明社会的发展道路，下一步应加大对农村基建投入，高度重视农业生态安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实现乡土社会的生态文明复兴。
“先发展后治理”是一个错误观念。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可以看作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发展经济需要付出资源、能源和人力资源等，同时这无疑对环境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污染、浪费等现象都威胁着气候安全。在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必须同时进行，我们无法在两者之中做一个单选题。气候变化是不得不引起重视的议题。所以，中国必须着手思考环境保护问题，避免温室效应继续恶化。经济发展不应只重视量变，而更应该重视质的方面。
大数据对银行的颠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局部变为全部。收集和使用大量数据，而不是像过去多年里所做的那样，只满足于少量的数据或样本。二是从纯净变为凌乱。抛弃人们对有条理和纯净的数据的偏爱，转而接受杂乱无章―在越来越多的情形下，少许的不精确是可以容忍的。三是从因果关系变为相关性。这代表着告别总是试图了解世界运转方式背后深层原因的态度，而走向仅仅需要弄清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利用这些信息来解决问题。
贾晋京表示，农民贷款融资成本高的一个原因是农民抵押担保难的问题，而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这必然会引入到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户、农村发展提供的金融服务上来，会为农民抵押贷款打开一定思路，但仍需要制度保障。
海际对冲会首任会长、重阳投资总裁王庆认为，尽管金融业聚集主要由市场决定，但在“这一关头由政府推一把，聚集指不定就会在浦东发生。”
反观大陆各地的实践，大都是在不触及现有的公务员退休待遇之外，额外补充一个廉政年金。然而，原来公务员退休待遇本就大大高于普通大众，补充式的廉政年金进一步扩大了待遇差距，无助于社会公平。另一方面，这种廉政年金不全是到了退休才领取，而且公务员违法后，失去仅仅是廉政年金部分，原有的退休金待遇可能毫发无损，对于公务员来说约束力有限。
对于国企改革，科尔奈教授认为，市场经济中的国企只是过渡型，而非永久性的形态。只有个别国企可以作为特例零星存在，其他国企“迟早”都将消失，国企不适合功能健全的市场经济。科尔奈表示，更重要的事情是推动私营部门的发展，而不要利用特殊补贴、支持和免税政策等，人为地推动国有部门的扩展。因为依赖公共部门的扩张、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来发展经济是一种低效且失之偏颇的解决方法。相反，科尔奈教授认为，私营部门和私人投资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样可以通过自然进化，健康地降低国企的比重。
中国的城镇化其实是个不断吃亏的过程。不吃够了亏，有些转折就无法发生。过去十几年，中央一直在提“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但在现实中，我们却走出了一条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优先发展、重点发展之路。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我们曾把“城市文明”跟“大城市文明”画了等号，觉得只有进了大城市，才算投进了“城市文明的怀抱”。
上周美联储终于迈出了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的第一步，决定从明年1月开始，将月度资产购买规模从850亿美元缩减至750亿美元。这是很小的一步，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美联储有序退市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长期看是积极的，而短期则会对中国的流动性产生负面冲击。
一旦美欧在产品技术标准上达成一致，成为新的国际标准，TTIP就将成为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基础，进而影响整个全球化规则制定，它将和TPP一起，大大提升中国参与全球化成本。尽管理论上无法排斥中国，但由于美欧经济差距更小，TTIP比TPP更容易达成协议，对中国的战略挤压效应更加突出。中国将不得不再次面临着重塑的西方和更高标准的全球化。
CSA这样一个试验性质的创新，开始很难被大家接受。现在在没有一分钱财政情况下，仍然让几十个省、一百多个地方，自发地搞这种所谓试验农场，这已经非常强大了。如果政府真的把政策优惠转过来，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生态化。但话又说回来，一旦真正转过来往往又变味儿了，我们在主流之外默默做一点试验，不论别人怎么看，先坚持下来。
近年来，商业银行发行了大量的理财产品，多数为半年之内的短期产品。而为提高收益，所募集的资金更多用于长期项目或信托产品。一旦后续的滚动产品接续不上，就容易出现“错配”问题。而季度末和年底往往是兑付的高峰期，在刚性兑付压力下，只有花大价钱来“买钱”。
实事求是讲，增加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进口在中短期内是必然的选择。2003—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而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保障供应的压力，压得中国农业喘不过气来，只能扩大进口大豆和玉米，以满足不断高涨的“刚需”；而在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两种作物转基因普及率高达80％以上，国际上流通的几乎都是转基因产品。如果政府停止所有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中短期内必然会有一定范围的供应短缺，价格飞涨、抢购囤积现象将层出不穷。到时候骂政府的，只怕比现在多得多。
城镇化道路的转型和制度规划，就是以土地制度的变革为基础，以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为核心，并进行配套的财政税收以及社保金融制度的改革，全面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稳步实现所有外来移居人口的市民化，夯实和增强工业化和整体国民经济更新升级的质量，释放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并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铺平道路。从步骤上说，关键是要启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变革和利益调整。
从短期甚至中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均衡水平可能在1比6左右。如果按照目前的升值速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在2014年中期达到6。之后受升值惯性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在2014年下半年甚至2015年上半年继续升值，即出现超调。但一旦美联储开始步入新的加息周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面临重大考验。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金融组织体系改革，包括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等；二是金融要素价格体系改革，包括人民币汇率利率市场化、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三是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包括完善金融监管、建立金融保障制度与退出机制、保障金融安全和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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