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三中全会能通过物业税和遗产税等政策，这意味着中国的税收制度迈向了接近发达经济体的第一步。这些措施与中国税制改革的大方向一致，并非背道而驰。但与其他国家所做的粗略比较已经表明，中国制定任何合理的税收政策必须是基于事实，而非神话。
郑超愚表示，由于担心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今年上半年地方的投资建设规模有所收缩，直至第三季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才有所放开，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经济低迷时期，最怕的就是地方政府不花钱，所以要想办法让地方政府能花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晓军调查发现，五省市在试点过程中实施对象不一致，范围有宽有窄，此外缴费基数也不统一，有的按档案工资，有的按工资总额，还有的采取“双基数”。缴费比例各地也差异较大，造成同岗同工却待遇不同的状况。
“容”，说易行难，但不管多难我们都要去做。只有做到、做好“亲、诚、惠、容”中的每一个字，发展的中国才能真正拥有一个稳定、和谐、繁荣的周边。
新书发布会现场，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和西方一样，太少感受痛苦”，而《无比美妙的痛苦》这本书“讲的痛苦是生命带来的，无法抗拒。在这种微妙的生命感觉里，让孩子们读懂珍惜与关爱” 。
让孩子背《三字经》、《孝经》，难道让孩子根据这些经书做？弘扬国学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在过去，孝为先可以在一家人吃不饱的情况下只赡养老人而让孩子挨饿，甚至活埋孩子。但是，现在你能让孩子这么做吗？
在国内调整能源结构非常困难，但我们必须面对挑战，坚定不移进行调整，改善环境保障可持续的发展。在国际上，能源转型必然导致能源权力的转移，中国必须把握机遇不断增强我们在全球能源治理和贸易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参与创建世界能源新格局。
一个现代社会，是看重信誉的社会。如果大家都缺乏诚信，那么交易的过程就非常繁琐，交易成本就会大大提高。但个人也好，商家也好，信誉的基础就是金融方面的借贷信用。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在金钱方面劣迹斑斑的人，会在其他方面讲信誉，有人格。但是，个人的信用，是通过一系列交易和借贷活动建立的，现代社会，就是通过把每个人的交易和借贷活动都记录下来，形成个人的信用档案，体现一个人信用度。所以，每个人的信用，以及信誉度，完全是可以量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是可以通过查阅信用档案来确定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涂永红表示，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如果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达到15.7%的比例，基本上就达到了英国使用英镑的水平，而在全球份额当中就可以占到1.7。
虽然我国并没有批准转基因大米，但在湖南、湖北还是出现了一些非法种植，更有相关机构在市场出售的大米中检测到了转基因成份。我国出口的米制品因被检测出转基因成份，还曾被欧盟退回。相关新闻一直缺乏监管部门的公开回复。张掖的规定，其实是强化国家法律规定，不容许非法的转基因种子在其地区种植，正是强化食品安全种植规范的一种负责任行为。
作为全球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近几年实际利率不断攀升，甚至时常闹起"钱荒"。从短期拆借利率和国债收益率创新高，以及民间高利贷进一步泛滥的情况看，当前中央银行执行的已经不是中性货币政策，而是偏紧的高利率政策。"全球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这种高利率政策不仅影响中国金融稳定，而且正在压垮实业、严重扭曲中国经济结构。
在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了各种问题，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林毅夫表示，目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上存在三大误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认为，我们国家现在城市化滞后，正常城市化应该是农村来的人在城市里能够工作，同时他的家庭成员也在城市里生活。“但是现在大概有1.6亿-1.8亿农民工的家庭成员没有跟他们一起迁移过来。中国的城市化特别是人口城市化不是太快，而是太慢了。”
如何理解不犯颠覆性错误？首先，中国承担不起上述颠覆性错误的代价。前车之鉴是苏联解体。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别说解体，就是大规模动荡，都会带给世界无法承受之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精辟地指出，“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注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作为传统的世界大国，尤其是未被西方完全殖民的文明古国，中国不仅要成为世界强国，也要让其他强国寻找到维护自身地位和尊严的非“零和”之路，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这就是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与文明担当。因此，不仅中国承担不起颠覆性错误的代价，世界也承担不起。
对于为什么中国只对外资公司做出保守性决议这个问题，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尽管法律要求并购企业必须要报批，但很多中国本土企业可能压根不走审批程序(只有14%的合并案是报批中国商务部的)；第二，在合并案例中，当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竞争关系，而并购后外资那方可能获得巨大增长潜力时，中国商务部做决议则是更偏向于保护本土企业。
正当我们自己为电力体制争论不休时，国际同行却在羡慕或仿效我们，真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各国都是按照本国的自然秉赋，发展阶段，政治体制等因素来决定自己的能源管理体制。电力和能源体制的改革必须和价格、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相适应，要和法制建设的进程相适应。
11月5日，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表示金融改革不是可以在地方搞试点的，金融必须是至上而下的制度和机制性的安排，如果幻想在一个地方搞试点就能率先获得一个突破，这是一个误区。“金融是为960万平方公里上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商业活动服务的，它的客户是流动的，业务是网络性的，支付是全球性的，你能在一个地方做试点吗？”刘明康反问道。
在20世纪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又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封建土地制度是封建主义的基础。中国农民问题实质上是土地问题，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耕者有其田”纲领口号和基本政策，领导亿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从根本上得到了中国亿万农民的支持、拥护和爱戴，夺取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俄罗斯决定专注于能源生产。这是他们的国家战略。中亚国家也拥有大量原料能源。中国因地理原因在原料能源方面并不很丰富，但中国制造业很发达。所以这为中国、中亚和俄罗斯的合作提供了基础。中亚和俄罗斯可以用原料能源交还中国的工业制成品。这很好利用了双方的优势。另一方面，新丝路在陆上，不会被海洋阻断。我并不是说中国原油供应不安全，例如石油供应被切断。虽然中国、中亚、俄罗斯之间存在了一条露露运输线，但你总是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所以新丝路这个战略不仅有利于经济交往，还有利于运输安全。所以我认为新丝路确实是有利于建立重要的联系。
遏制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趋势持续恶化，应该是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它关系到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保障，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遏制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持续扩大之趋势，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非某个部门某项具体短期政策可以奏效。我们需从四个方面实施彻底改革，才有望遏制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持续扩大之趋势，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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