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0年代起，日本制造就开始向本土化发展，大量的工厂陆续迁移到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美国、东南亚等地，导致本土制造业人才的总体数量持续下降。
他们在原来工匠精神的指导下，把很多零件在整体设计和制造上面的冗余压得很窄，举个例子，比如一个零件的误差允许做到10个微米，但是我非要做到3个微米，这样就意味着成本的急剧提升。
企业为什么热衷于海外上市呢？黄震认为，主要原因包括：上市的财富效应；应对可能面临的进一步的严峻形势；海外上市进行融资是比较好的模式。
经过过去十个月的观察，我们预测未来特朗普还会采取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大力兴建新一代核电站，重新审查现行的乙醇汽油政策等。而他这么做的动因恐怕离不开就业。特朗普每一篇涉及能源的演讲和评论当中提及工作岗位的频率高达12.1次，而传统能源产业能给美国提供更多的岗位。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只是因为“近黄昏”的危机感，年轻的沙特王储才有了产业转型、国家变革的抱负。在其规划的“2030远景”规划中，沙特要实现从石油依赖到新数据支撑的转型升级。无论是2万亿美元的庞大转型计划还是5,000亿美元的能源新城计划，抑或是把沙特变成温和的穆斯林国家，都需要国家进行系统化的改革。不管怎么改革，最终都会触及到国家生存的基础--石油根基。
具体来看，近期可以重点关注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定位。十九大制定了新的“两步走”战略发展目标，中央在对外开放、改革、发展方面的政策可能再度提速。面对复杂的经济局面，相信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等给出方向性的指引。其次，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计划。尽管过去两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保持了快速增长，但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始终维持在7-8%的水平。在相对低库存的情况下，明年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力度可能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变量。
赵薇或许只是一个小角色。种种迹象表明，赵薇在资本市场上的行为与某互联网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下一步，监管应继续“长牙齿”，将真正的“资本大鳄”公诸于众，绳之以法。
今天，在中国“强起来”的诉求中，始终包含着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共同奋斗的目标和愿景。无论是在普通民众还是精英中，这种“共识”都是持续存在的。这实际上与一些不了解中国或存有偏见的人所刻意渲染的那种，把中国的“民族自豪感”极端化的表述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同时，这种“民族自豪感”既包含着对中国发展的期许，也是自信和自觉的统一。
“一带一路”推进了中德金融领域合作。德国积极加入亚投行，并提供45亿美元资金，是排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股东。今年5月，德国最大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达成合作协议，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资，首批将包括首期五年、最多达30亿美元的融资项目。6月初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德国中央合作银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德金融合作有利于为欧盟对接“一带一路”奠定基础。
就是特朗普本人，也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政客。美国迄今为止推进的双边贸易，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盟友，从北美的加拿大到东亚的日本再到欧盟的朋友圈。只有中美两国有着务实的双边贸易合作，而且在逐步化解双边贸易的结构性难题。正因为如此，特朗普的访华之旅对中国是感谢和“不怪中国”。由此而言，特朗普对所谓彰显美国领导地位的所谓“印太战略”也许真的不感兴趣。所以才更为空洞--“印太战略”也许是为了安抚国内建制派的。毕竟，从国务卿蒂勒森到五角大楼再到国会，希望美国继续遏制中国和重视亚太战略的声音依然很强势。
这些金融科技公司，为什么今年以来热情高涨、不约而同集中上市呢？这主要是因为，今年是金融科技公司上市的最佳时间窗口。2015年7月，央行[微博]等十部委颁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互联网金融逐步进入规范发展的新时代。尤其是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后，一场声势浩大的“严监管”风暴悄然来袭。
很多发达国家公立学校的师生们，在融洽的氛围中欢乐地度过了美好的校园时光。那些智商优秀、家教优良的学生会在高等教育阶段发力成为优秀的人才，而众多资质平平的孩子则会丧失向上走一步的机会。现在不少国内学校在素质教育的压力下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但中考和高考两道红线决定了中国中小学应试教育的本质难以改变。那些深夜里陪孩子一起做作业的家长，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家长。他们和中国的应试教育一起发力，才是中国最好的未来。
供应链是时代进步的产物，近代流通理论提出，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形成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后，流通过程中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进一步分离，形成各自独立的流通，知识在一个节点上相遇重叠完成商品交易过程，实现价值和使用价值统一。物流也和信息流、商流分离，形成物流规律，形成物流全球供应链体系、社会化物流平台等。应对全球的转型升级，我们国家高瞻远瞩提出了发展供应链的蓝图，为供应链金融也带来了春天，春天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插秧苗做好，既要掌握时间，又要保障质量，供应链金融协会借创新发展的东风，为中国供应链金融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根植于历史，更面向未来；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更向所有伙伴开放。“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如果科斯今天醒过来，他很大程度会坚信，数字经济仅仅有助于改善市场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功能，但数字经济并不能代替企业家风险识别和责任承担能力。
没有美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叫TPP吗？现在有了答案，美国离场后，日本要率领11国把缩小版的TPP这出戏继续演下去。
从输出商品到输出资本，再到输出思想性公共产品，这是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三个重要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具有历史底蕴的民族，作为最近四十年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中国理应以自己的经验和智慧造福整个国际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都以“共享”价值观为宗旨，以各自不同但却相通的方式，在世界不断唱响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的最强音。
日前，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运行，这将有助于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下一步，应明确委员会职责边界和工作机制，加强对相关政策的协调，加强对金融乱象的整治，提高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更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竞争性共存的状态下，迫切需要中美双方保持战略克制，更准确地界定国家利益和优先任务，更诚实地面对自身局限和困难，更有力地推动国内变革，更明智地选择彼此相处之道。
中国经济各项指标趋稳，下行风险降低，闲置资金开始从落后产业和过剩产能中剥离，发展模式从数量时代转向质量时代。随着基金监管趋紧，行业洗牌加速，“一是管理要适应市场变化，二是要顺势而为，合规而行。
积极鼓吹债转股的不仅有深陷债务危机的企业管理者，也有出于化解国企高的债务目的和执行供给侧改革去杠杆政策的地方政府。而来自拉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东北特钢历史上的债转股案例表明，政府干预色彩越浓厚，通过债转股化解债务危机成功的可能性越小。借助政府的隐性担保，只是延缓了债务危机的爆发时机，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和真正化解债务危机。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倾向于认为，政府干预下的债转股成为披着市场化运作外衣下的“预算软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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