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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甬军:武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历史担当

发布时间:2017-11-23 作者: 陈甬军 

武汉具有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发展的交通和产业优势,武汉的企业具有“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广阔空间。武汉的历史和文化具有国际交流的深厚底蕴。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机制,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都市,成为新时代武汉发展的基本路径。我理解,武汉市委领导提出的以创新打造世界亮点城市,就是这个基本思想,本次国际友城论坛是吹响向这个征程进军的号角。

  陈甬军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根据其于2017年11月15日应邀在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三批世界500强与全球知名外企招商大会·国际友城专场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于1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党的十九大奏响了现代中国决胜与追梦的三重奏。所谓三重奏,有三重含义:第一,决胜与追梦作为名词:规定了中国今后发展的两个目标及其中间的发展阶段。第二,决胜与追梦作为动词:意味着众多具体措施的制定和出台,如新时代、新矛盾、新使命、新思想、新方略和新战略。第三,它代表一种气质和精神状态: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舍我其谁,众志成城,一鼓作气,直达目标。

  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决胜与追梦三重奏,可以用来描述十九大后武汉发展的主旋律和新目标:做新时代的“带路”先锋,做“一带一路”大道上迅跑的“排头兵”。

   “一带一路”的性质和内涵

  “一带一路”对外是和平倡议。因为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提议,需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商量,平等合作达成共识后进行合作建设。在这个过程及未来的合作过程中,国与国之间没有高下之分,没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不管是小国还是大国,都要平等协商,以实现互利共赢。所以说它是倡议。

  “一带一路”对内是对外开放战略。战略,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团体,乃至于个人,对未来长远发展的总体规划。它是粗线条的、方向性的,又是长时期的、覆盖总体的。“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战略。近年来出台的“十三五”规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都把“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总纲领来定位和布置,充分说明“一带一路”引领对外开放的战略性质。

  “一带一路”对企业是国际合作项目。参加合作的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规则,签约、履约进行项目投资建设,在获得利益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是“三位一体”的,它既是倡议,又是战略,也是项目。它们从不同的维度,反映了“一带一路”的特定内容、战略定位和具体作用。

  如何理解“一带一路”作为国际技术合作项目新的定位呢?这是对项目实施的主体企业来说的,需要从微观层面分析。“一带一路”作为全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具有内在的盈利机制。该盈利机制,是由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两大效应来决定的。一个是推动当前经济增长,另一个是长期支持经济发展,它们同时产生协同效益。“一带一路”抓住了中国具有供给基础设施的技术、资金和外汇储备以及劳务能力,合作国家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这个“牛鼻子”。通过项目合作,经过建设,双方各得其所,实现双赢。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提供了历史上没有过的大国和平崛起的模式?就在于,它的内部存在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双赢的机制,可以给全世界提供发展的“一带一路”红利。

  世界处于和平发展年代。中国发展了,不可能也不会去搞200年前大英帝国的炮舰政策,通过殖民政策去推销产品;与此同时,中国现在也不是富得“流油”,可以到处去“砸钱”,免费提供建设资金。中国自己的问题还没完全解决,还有5000多万人口要脱贫,建设小康社会任务很艰巨。

  这就需要通过“一带一路”内在的合作共赢机制,构建全新的国际商业合作模式,与世界各个国家进行合作。这在理论上是能够走得通的,今后致力于在实践上长期坚持,克服困难取得成效,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一带一路”从总体上看,它既是包含倡议、战略和项目的“三位一体”的集合,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平台;从建设内容看,它既是指以基础设施为主体的项目建设,又涵盖了投资、贸易、文化、政治、军事和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的国际交流活动。

  从国际合作角度看,它不是对外援助计划,是能普惠于所有参与主体的合作共赢机制,从而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互联互通,推动全球治理结构的完善,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武汉要做“带路”先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已经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可和接受,正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十九大把“一带一路”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了党章,表明这是中国长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因此,这是“一带一路”参与国发展的机会,是中国发展的机会,更是武汉发展的机会。

  武汉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对外开放在武汉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两通起飞”。武汉位于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的交汇处,是中国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根据这个优势,1985年,武汉大学李崇淮教授提出“两通起飞”的战略,建议以商贸流通和交通为突破口,启动武汉经济起飞。武汉交通优势突出,是我国中部地区的“立交桥”、我国四大铁路枢纽之一,以及中国内河最大的水运运输港口。这个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以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为代表的商贸流通业的繁荣,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

  “中部崛起”。进入新世纪以来,武汉以发展光谷产业为引领,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高新产业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直到“十一五”末期,钢铁、石化、机械制造等传统制造业,仍是武汉的主导产业。2011年,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三大新兴产业投资比重仅占该市37.7%。短短5年后,这一比重在2016年已快速跃升至63.6%。这表明,传统工业重镇武汉正在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新三驾马车”的强力推动下悄然转型,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风起云涌,光谷正在成为我国互联网“第二总部”密集扎堆地区,形成独特的新总部经济。

  通过实行“中部崛起”战略,武汉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产业结构完备,大光谷、大车都、大临港、大临空四大板块协调发展,汽车、装备制造、光电子信息、能源环保等产业规模位居中国城市前列。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动能占经济总量比重达到60%,为武汉发展成为中国内陆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提供了基本条件。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实现伟大目标而决胜与追梦的过程中,我认为,武汉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加强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交汇和连通,开启新时代的“两通”起飞,通过创新引领和进一步开放,发展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内陆开放型高地和连通世界的重要枢纽性城市,成为新时代的“带路”先锋,不仅做“一带一路”的先行者,而且成为带动中部地区发展的“排头兵”。

  武汉“带路”先锋地位的形成有两个机制。第一个是充分利用武汉的交通、流通和产业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获取“一带一路”的“红利”。第二个是充分利用武汉的科教资源和文化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扩大经贸合作规模和文化交流水平,努力提升武汉城市的地区辐射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武汉具有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发展的交通和产业优势,武汉的企业具有“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广阔空间。武汉的历史和文化具有国际交流的深厚底蕴。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机制,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都市,成为新时代武汉发展的基本路径。我理解,武汉市委领导提出的以创新打造世界亮点城市,就是这个基本思想,本次国际友城论坛是吹响向这个征程进军的号角。(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