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经过这些年的艰苦努力，已经触底并开始进入新的增长平台。这其中，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因素有三：一是终端需求，即消费和基础设施投资及房地产里面于民生相关的部分；二是生产性投资，就是用于再生产的投资；三是存货的变化，今年上半年数据表明，终端需求趋稳、生产性投资触底回升，存货开始回落。还有中央强调的大都市区的建设，即新型核心城市+大批小城市/城镇组成的城市网络。
改革当然是困难的，难免会触碰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引发反弹。正因如此，我们要清楚，这更需要有缜密的思维，了解全局状况和种种细节，将程序完备化，并作好应有的多种预案，才能在基本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保证改革的可持续深化。改革不是要以群众为目标去改造他们，相反，改革最需要的，是对管理层的思路、思维、手段、程序进行改善。经世济民不能脱离对民众生活的深入了解。有此初心，方得始终。
对这种集团化的平台要进行怎么样的监管，要综合监管，从事哪项业务实质的穿透要进行监管，而且综合监管其实对监管部门应该说提出很大的挑战。董希淼表示，“ 特别是对集团化的网贷平台或者说集团化的金融公司，我们还没有做到综合监管。”
通过借鉴绿色基础设施投融资实践的国际经验，分析了绿色金融如何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认为各国政府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拓宽“一带一路”框架下绿色资金的投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融资工具体系；“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的落脚点要放在绿色产业“走出去”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上；做好“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中绿色投融资的环境风险管理；培养绿色意识和责任投资者，形成绿色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的持久源泉和动力。
董希淼认为，中国移动支付的发展呈现规模大、增速快和技术成熟等特点，其“走出去”主要得益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高、移动支付市场发展成熟等因素。下阶段要进一步占领国际市场，需要具备适应当地的监管、市场环境和用户使用习惯等四大条件。对于如何用金融科技创造财富的问题，董希淼提出了三个方向。首先，金融科技可以进一步提升金融领域信息的透明度，进而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提升财富创造水平；其次可以推动金融业务边界拓展，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人群；最后可以创新财富创造模式和提升财富创造效率。
日前，美国税改法案获得参众两院通过，或将逐步走向实施。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先后有退出TPP、巴黎协定、教科文组织等举措，令人眼花缭乱却成果寥寥。而减税或将成为特朗普任内最大的政治成果，美国的减税究竟能有多大影响？
其实，所谓的西方，也已经“终结”。美日欧情形各异、心态有别。倒是澳大利亚等国舆论，打着中国“渗透西方”旗号挖掘中国挟制西方的蛛丝马迹，以一种受害者情结看待与中国关系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大可不必把一些英语媒体当做西方声音或国际舆论，在淡然处之的同时，也要推动西方尽快适应新常态，建立“四个自信”，实现人类自信，这是接下来中国公共外交的挑战。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载题为“没有美国领导的WTO会是空架子吗？”的文章称，长期以来，美国领导了WTO规则的制定，现在美国立场转变了，怀疑WTO起来，从而出现了权力真空。白宫副新闻秘书拉吉则予以否认，称特朗普从未躲避美国作为全球贸易领导者的角色。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得比较接地气，认为WTO的问题是转向了贸易诉讼，而不是贸易谈判。
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出席了亚马尔项目第一批LNG装船庆典。普京说，“项目伊始，就有许多人罗列了一长串`项目不可能成功’的清单，是的，项目曾经有很多风险，但你们看到它现在已经成功了。对能源行业、北极开发、乃至北方航道来说，这都堪称一个重大时刻。”
2018年即将到来，我们面临的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压力同时存在，给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它不仅对国内的经济增长而且对“一带一路”的推进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于新时期新常态下的金融工作，则要求回归本源，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同时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十八大以来的证券市场，基本上也是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处置和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展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考与研究得到全球关注，包括对绿色金融立法方面的实践，而《巴黎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全球经济生产开始向绿色、低碳、可持续转型。全面梳理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在环境保护和绿色金融方面的立法，可以为我国绿色金融的立法、实践和快速发展提供一些经验借鉴，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奠定法制基础。
不仅幼儿教育，市场中几乎任何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但市场会自发形成某种解决方案，其中企业的出现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最重要的市场化解决方案之一。因而，幼儿园是否公立还是私立并非杜绝虐童现象的关键。幼儿教育质量保障一方面来自具有责任承担能力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良好声誉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来自政府相关部门积极的监管作为。
“一带一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2.0版的新型全球化，得到了全球的广泛认可。“一带一路”的成功推进，既需要充分吸引全球资本的积极参与，更需要广泛动员中国的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间资本能否积极参与，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的成败。因此，着眼于政策指引、办好相关工业园区、成功推进先行试验区以及金融支持等四个方面，有效动员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就成为下一阶段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任务。
一直以来，西方喜欢歪曲抹黑中国，对中国的认识片面而不客观。多年来，罗思义先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并用大量详实数据介绍中国。为了向海外介绍中国的情况，他专门制作了一个研究中国的网站——向中国学习，里边有很多详细的数据，有兴趣的战友可以去查阅。网址：http://www.learningfromchina.net/
十九大报告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了顶层设计,分别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六个方面做出部署。笔者认为,这六个方面构成了完整的系统设计,包含着三对重要的辩证关系:存量与增量的关系、点与面的关系、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可以说,这三对辩证关系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是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思路的导论性哲学命题。
每次从飞机上看新西兰，绿色和蓝色都是映入我眼界的主要颜色。这也和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有关。我的核心观点是：“绿色”和“蓝色”应当成为中新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色调。在这里，“绿色”指的是绿色发展；“蓝色”指的是海洋经济。我认为，这应当成为中新“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
沙特和伊朗真的会打起来吗？哪个国家会变成下一个叙利亚？现在哪个国家手中握有关键砝码？对此，中国前驻伊朗、阿联酋大使华黎明为界面新闻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美国国会对伊朗核协议的态度是影响今后中东地区局势变化的关键点。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爆出的一系列事件所涉家庭往往都是收入稳定，基本生活无忧的中产之家，舆论因事件而表现出的愤怒和不安情绪往往超过事件本身。事件所暴露出的状况显示出中等收入群体的某种“无力感”，需要社会加以关注和解决。
尽管“中等收入陷阱”是被勾勒、被统计出来的，对其过度焦虑完全没有必要，但我们仍然要长期关心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难题。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仅是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也面临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境。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随后发生严重的经济泡沫，并在90年代泡沫破裂，实体经济陷入通缩陷阱，人民收入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可谓掉入了“高等收入陷阱”。非洲一些贫穷国家，也出现人均收入长期不增长的“低等收入陷阱”。国家发展什么时候都会面临障碍与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舆论，无非是提醒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不可掉以轻心。毕竟，这一难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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