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的飞速发展，使得机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人的功能，突破时空的束缚，批量地且更个性化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普罗大众。在智能金融的春风里，金融将可能更普惠大众，更具有温度，将为我们带入更美好的生活和更美好的社会。
武汉具有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发展的交通和产业优势，武汉的企业具有“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广阔空间。武汉的历史和文化具有国际交流的深厚底蕴。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机制，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都市，成为新时代武汉发展的基本路径。我理解，武汉市委领导提出的以创新打造世界亮点城市，就是这个基本思想，本次国际友城论坛是吹响向这个征程进军的号角。
近来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政府之所以无法设计出好的产业政策，只是由于政府没有很好借鉴激励机制设计的思想。不是产业政策本身不好，而是产业政策设计得不好。他们鼓吹，应该把激励机制设计思想广泛应用于“产业治理”，甚至“国家治理”。他们进而强调，治理的本质就是机制设计。
国资划拨充实基金池，是制度性开源之举，值得期待。因为社保基金入市存在市场风险，延退只是节流之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难问题。国资充实基金池是一项周延的制度性设计，既要解决基金池不足的难题，也要符合国企发展红利实现全民共享的目的，更是以此促进国企改革。所以，国资充实社保基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加减法”，而是要实现乘法效应。
11月8日下午，由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深圳市海佳拓展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环球金融家智库支持的“移动支付在海外”主题沙龙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顺利召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沙龙上与大家作了精彩交流。以下是刘英的发言摘要。
当今世界并不需要更多带有排他性和阵营色彩的新概念，需要的是有助于实现包容发展、共同繁荣的新行动。正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此前针对美国媒体有关“印太”战略的提问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地区建立任何排他性集团或采取“零和”方式解决问题，均将于事无补。亚太地区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地区所有国家的发展。
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等多重浪潮的机遇与挑战。民法学体系也正处在变革的风口上。我国正在编纂民法典,这项工作离不开民法理论体系的涵养与支持。对于民法研究者而言,走中国理论道路,构建中国特色民法学体系,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广大民法学者应当立基于中国立场,在具体民法规则的建构和解释外,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民法学基础理论问题,从更基础的法理层面、哲学层面,去解答、解释和回应这些问题,为创立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民法学理论体系而作出贡献。
我国大部分互联网金融公司仍然处于粗放式经营状态。一方面，由于近些年我国监管环境相对宽松，存在监管套利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信用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长尾客户缺乏信用记录。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在实施“严监管”的同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效率。
日前，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为什么要选择当下这个时机成立研究院？对于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会带来哪些助益？对新型智库建设将作出哪些探索？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社科院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黄仁伟教授。
今年八月，“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东部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造成十名船员死亡、五人受伤。不死人就万幸，这相当讽刺。不管是美舰撞上商船，还是民船撞上美舰，强大的美国军舰不是被重创就是被“刮擦”，给人的感觉是美国强大的海军在西太平洋变成了“纸老虎”，或者是“银样镴枪头”。
从90年代起，日本制造就开始向本土化发展，大量的工厂陆续迁移到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美国、东南亚等地，导致本土制造业人才的总体数量持续下降。
他们在原来工匠精神的指导下，把很多零件在整体设计和制造上面的冗余压得很窄，举个例子，比如一个零件的误差允许做到10个微米，但是我非要做到3个微米，这样就意味着成本的急剧提升。
企业为什么热衷于海外上市呢？黄震认为，主要原因包括：上市的财富效应；应对可能面临的进一步的严峻形势；海外上市进行融资是比较好的模式。
经过过去十个月的观察，我们预测未来特朗普还会采取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大力兴建新一代核电站，重新审查现行的乙醇汽油政策等。而他这么做的动因恐怕离不开就业。特朗普每一篇涉及能源的演讲和评论当中提及工作岗位的频率高达12.1次，而传统能源产业能给美国提供更多的岗位。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只是因为“近黄昏”的危机感，年轻的沙特王储才有了产业转型、国家变革的抱负。在其规划的“2030远景”规划中，沙特要实现从石油依赖到新数据支撑的转型升级。无论是2万亿美元的庞大转型计划还是5,000亿美元的能源新城计划，抑或是把沙特变成温和的穆斯林国家，都需要国家进行系统化的改革。不管怎么改革，最终都会触及到国家生存的基础--石油根基。
具体来看，近期可以重点关注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定位。十九大制定了新的“两步走”战略发展目标，中央在对外开放、改革、发展方面的政策可能再度提速。面对复杂的经济局面，相信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等给出方向性的指引。其次，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计划。尽管过去两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保持了快速增长，但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始终维持在7-8%的水平。在相对低库存的情况下，明年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力度可能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变量。
赵薇或许只是一个小角色。种种迹象表明，赵薇在资本市场上的行为与某互联网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下一步，监管应继续“长牙齿”，将真正的“资本大鳄”公诸于众，绳之以法。
今天，在中国“强起来”的诉求中，始终包含着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共同奋斗的目标和愿景。无论是在普通民众还是精英中，这种“共识”都是持续存在的。这实际上与一些不了解中国或存有偏见的人所刻意渲染的那种，把中国的“民族自豪感”极端化的表述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同时，这种“民族自豪感”既包含着对中国发展的期许，也是自信和自觉的统一。
“一带一路”推进了中德金融领域合作。德国积极加入亚投行，并提供45亿美元资金，是排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股东。今年5月，德国最大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达成合作协议，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资，首批将包括首期五年、最多达30亿美元的融资项目。6月初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德国中央合作银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德金融合作有利于为欧盟对接“一带一路”奠定基础。
就是特朗普本人，也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政客。美国迄今为止推进的双边贸易，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盟友，从北美的加拿大到东亚的日本再到欧盟的朋友圈。只有中美两国有着务实的双边贸易合作，而且在逐步化解双边贸易的结构性难题。正因为如此，特朗普的访华之旅对中国是感谢和“不怪中国”。由此而言，特朗普对所谓彰显美国领导地位的所谓“印太战略”也许真的不感兴趣。所以才更为空洞--“印太战略”也许是为了安抚国内建制派的。毕竟，从国务卿蒂勒森到五角大楼再到国会，希望美国继续遏制中国和重视亚太战略的声音依然很强势。
这些金融科技公司，为什么今年以来热情高涨、不约而同集中上市呢？这主要是因为，今年是金融科技公司上市的最佳时间窗口。2015年7月，央行[微博]等十部委颁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互联网金融逐步进入规范发展的新时代。尤其是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后，一场声势浩大的“严监管”风暴悄然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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