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行自称是“金融的农民工”，在发言中，他根据风险管理工作实践，提出了许多“金句”，例如：当谈到新旧风险的简单比较时，他提出“旧的风险管理模式受虚言、听浮术、采华名，兴伪事”；此外，他还提出“新的风险管理模式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
现在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并不理想，有的国际市场和公司正在千方百计的寻找中国企业的失误，和天生的毛病，包括中国体制的特色也会成为外国市场监管机构的借口和目标加以制裁或拦截。中国的混合股份制改造一定要依法依规，特别是结合有关的国际法规，制定有关合并运作，避免未来某一天中国的特色成为西方制裁的新的“靶子”。
如何概括描绘我国发展动能转换的大势呢？或许可以借用物理学中的“跃迁”一词。“跃迁”指的是量子力学体系状态发生跳跃式变化的过程，例如原子从较低的能态变换到较高的能态。五年来我国发展方式的变化，正可以用“跃迁”来形容：现在所处的发展轨道“能态”已然跃升到更高，从而为今后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方向不变但更高级、更顺畅的“高架路”。
过去五年，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是五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一周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给出了根治药方——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许多业内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商品住房供应主体是开发企业，地方政府供应一小部分保障性住房。多主体供应代表供应主体将更加多元化，即不仅限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地方政府。
自“冰上丝绸之路”2017年5月提出以来，中俄两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特别是2017年12月8日，中俄共建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始投产，成为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首个建设成果。未来，北极圈与中国的距离将不再遥远，中国的助力将使寒冷的“冰上丝绸之路”“热”起来。
1.5万亿美元的减税规模，最终能否让美国经济维持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时间和美国经济的成绩单来证明。但是减税计划带来财政赤字的增加，却是不争事实。特朗普最大的挑战在于，减税法案释放出来的红利不是短时间就能奏效的，特朗普如果没有第二任期，其减税计划也可能会像奥巴马的政策那样被后任者废除或颠覆。
减税导致财政赤字增加，进而导致美国储蓄水平下降，也将对地缘政治产生影响。 如果特朗普政府为提高美国投资水平借入大规模外债，那么这将拉动美国经济增长，但这必然将导致贸易赤字扩大。这也显然违背了特朗普的主要竞选承诺之一。为转移减税带来的困境，特朗普有可能谴责其他国家，中国可能首当其冲。但如果美国不为提高投资水平和提振增长借入大规模外债，那么美国将无法实现经济加速增长——这也可能导致特朗普设法寻找外国替罪羊为自己开脱。换言之，减税不会拉动美国增长显著加速、2017-2018年增长只是短期复苏的事实，有可能导致美国谴责其他国家，将财政赤字增加引发自身经济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
蒂勒森与特朗普的分歧，背后是一个帝国本身的困境。面对冷战结束以来的权力转移，曾经陷入单极世界狂喜之中的帝国如今进退维谷：过度扩张的深度介入难以为继，而退回孤立主义亦不可能。在战略纠错的进程之中，代价是如此高昂。重心从某一地区稍一转移，留下的权力真空可能反过来削弱美国的利益。
新技术注入到传统金融后，传统金融的灵魂和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金融的功能大幅度提升。科技金融克服了传统金融的时空约束和时空限制，这对中国金融变革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革。
要多强调走廊的地缘经济、地缘文明而非地缘政治效应。不能被一些人牵着鼻子走，跟风炒作所谓“规则改变者”。巴基斯坦尽管是中国的“铁哥们”，但沙特、英国的影响不容低估，前者给巴基斯坦大量能源、金融支持，与巴同属逊尼派;后者殖民该地区多年，对巴精英阶层意识形态有影响。除此之外，印度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应探索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牺牲或少牺牲印度利益的做法，多边参与、共同担责的机制。
近日某培训机构跑路，部分学员此前通过培训机构推荐的互联网小额贷款向其缴纳学费，如今课没上成还被催还贷款，感到十分无奈。近期，校园贷、培训贷、租房贷都发生了类似的问题，如何加强借款人教育和保护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国支付行业对外开放已经在加速推进的路上。我们相信，支付行业将在双向开放中变得更大更强，更好地满足我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绒花》的歌声中有四十年的岁月，凭吊那无可挽回的青春，包括它的错和对，它的残酷和美丽。这一切已经远了，这个故事依然能够打动我们。
世界经济正处于变革期和再平衡期，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需要回归常态，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面临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任，因此，笔者认为，在本月初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稳中求进原则，同样是指导明年我国经济工作的最重要原则，关键是要把握好“稳”与“进”的辩证关系。
“财务自由”的思维基因时刻在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绝大多数中产阶层都会给自己的人生加杠杆，把自己打造成一家“上市公司”，不断用自己越挣越多的美妙前景，为自己的现实“融资”，却忽视了对风险的防范，当遇到整体经济环境下行或行业危机的时候，被裁员就相当于公司债务到期、注册资金不实、现金流断裂同时来袭。个别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人甚至用结束自己的生命来“退市”。
实现工业化，不仅是制度和治理的问题，更多是能不能具有发展制造业的吃苦耐劳的“战斗精神”。这可能才是“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最难的，当然也是中国模式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在世界上立得住的关键所在。
对于“一带一路”，日本的态度则复杂得多，毕竟时势异也。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日本采取警惕、质疑和观望态度，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崛起的矛盾心态。日本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力都超过中国，而现在面对不断强大的中国，这种心理失衡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世界原本不必那么紧张，无论美国、欧盟还是俄罗斯，抑或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只要存在利益之争，只要有意识形态偏见，或者难以化解的文明冲突，世界就不太平。同属基督教文明的俄罗斯和西方世界的冲突，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可是值得思索的问题，答案恐怕还是得由当事方才能解答。肯定的是，普京的权力模式和西方世界格格不入，双方的冲突也是结构性的。
习主席于6月19日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时说道：“金砖国家是利益和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作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我理解为三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金砖国家面临共同的挑战；第二点是金砖国家机制本身面临挑战；第三点是金砖国家面临金融风险。金砖国家有哪些成就与经验值得我们学习？首先，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逐步完善；第二个方面，金砖国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第三个方面，金砖国家其实是金融的一个稳定器；第四点，金砖国家是在完善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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