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国支付行业对外开放已经在加速推进的路上。我们相信，支付行业将在双向开放中变得更大更强，更好地满足我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绒花》的歌声中有四十年的岁月，凭吊那无可挽回的青春，包括它的错和对，它的残酷和美丽。这一切已经远了，这个故事依然能够打动我们。
世界经济正处于变革期和再平衡期，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需要回归常态，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面临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任，因此，笔者认为，在本月初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稳中求进原则，同样是指导明年我国经济工作的最重要原则，关键是要把握好“稳”与“进”的辩证关系。
“财务自由”的思维基因时刻在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绝大多数中产阶层都会给自己的人生加杠杆，把自己打造成一家“上市公司”，不断用自己越挣越多的美妙前景，为自己的现实“融资”，却忽视了对风险的防范，当遇到整体经济环境下行或行业危机的时候，被裁员就相当于公司债务到期、注册资金不实、现金流断裂同时来袭。个别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人甚至用结束自己的生命来“退市”。
实现工业化，不仅是制度和治理的问题，更多是能不能具有发展制造业的吃苦耐劳的“战斗精神”。这可能才是“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最难的，当然也是中国模式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在世界上立得住的关键所在。
对于“一带一路”，日本的态度则复杂得多，毕竟时势异也。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日本采取警惕、质疑和观望态度，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崛起的矛盾心态。日本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力都超过中国，而现在面对不断强大的中国，这种心理失衡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世界原本不必那么紧张，无论美国、欧盟还是俄罗斯，抑或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只要存在利益之争，只要有意识形态偏见，或者难以化解的文明冲突，世界就不太平。同属基督教文明的俄罗斯和西方世界的冲突，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可是值得思索的问题，答案恐怕还是得由当事方才能解答。肯定的是，普京的权力模式和西方世界格格不入，双方的冲突也是结构性的。
习主席于6月19日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时说道：“金砖国家是利益和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作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我理解为三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金砖国家面临共同的挑战；第二点是金砖国家机制本身面临挑战；第三点是金砖国家面临金融风险。金砖国家有哪些成就与经验值得我们学习？首先，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逐步完善；第二个方面，金砖国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第三个方面，金砖国家其实是金融的一个稳定器；第四点，金砖国家是在完善全球治理。
医改一方面要突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如何更好发挥政府在医疗服务均等化、普惠化方面的作用。
“如何因势利导、利用地区优势，同时针对该地区风险有充分估计、规避风险又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吴思科表示，中国能够利用自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在推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深化同各方的关系。吴思科说：“只要行稳致远、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最终也就能够形成我们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达成这个宏伟的目标。”
张燕玲指出，传统银行正受到很大冲击，走出困境需要真正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而这就需要大力发展交易银行，包括供应链融资和保理业务的开展。据她介绍，交易银行指商业银行专注于客户的交易服务，并提供交易全过程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方案和服务。和以往贷款、还款的简单模式相比，交易银行会按照企业特质、项目特质采取针对性的做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国环境差异巨大，也就为交易银行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关于明年、后年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我认为是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问题。一是十九大之后推进的改革措施是否推动政府行为的良性转变；二是在政府负债率高企和新一轮政府竞争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是否会进一步隐形化。银政关系、银企关系和政企关系依然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点，所以要判断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就要密切关注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可以说，隐形化和杠杆化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最严重问题。
中美两国税制不同，美国减税和中国税改无法用好坏来衡量。只要是合适的，才是最好的。特朗普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如果他的任期内实现这一目的，减税的目标也就达到了。中国不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尚未完成，税制改革也是一个长期过程，既要减轻企业负担，也要完善财政智能，更要兼顾民生福祉，而且要留住全球企业，并实现稳增长的系统目标。所以，如果说美国减税法案是追求快速疗效的刺激剂或兴奋剂，中国税改则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面对金融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的监管也可能会过于任性，有学者已经提醒监管不能任性，有权不能任性，要加强研究探索科技创新驱动下的市场规律，以尊重规律为基础，来制定新的规则和制度，进一步推动中国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发展。金融科技能够发挥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风险和推动金融改革的作用，这样才能够重塑中国金融的版图和服务于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此次加息符合预期，市场价格对此已有充分反映。事实上，在宣布加息后，美国和中国的债券收益率均出现了小幅回落。从美国来看，9月加息后包括主席耶伦在内的多位美联储官员均指出年内仍有加息的可能性，意在引导市场预期。近期美国各项经济数据总体好于预期，市场对此次加息的定价已经非常充分。
目前，中国经济经过这些年的艰苦努力，已经触底并开始进入新的增长平台。这其中，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因素有三：一是终端需求，即消费和基础设施投资及房地产里面于民生相关的部分；二是生产性投资，就是用于再生产的投资；三是存货的变化，今年上半年数据表明，终端需求趋稳、生产性投资触底回升，存货开始回落。还有中央强调的大都市区的建设，即新型核心城市+大批小城市/城镇组成的城市网络。
改革当然是困难的，难免会触碰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引发反弹。正因如此，我们要清楚，这更需要有缜密的思维，了解全局状况和种种细节，将程序完备化，并作好应有的多种预案，才能在基本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保证改革的可持续深化。改革不是要以群众为目标去改造他们，相反，改革最需要的，是对管理层的思路、思维、手段、程序进行改善。经世济民不能脱离对民众生活的深入了解。有此初心，方得始终。
对这种集团化的平台要进行怎么样的监管，要综合监管，从事哪项业务实质的穿透要进行监管，而且综合监管其实对监管部门应该说提出很大的挑战。董希淼表示，“ 特别是对集团化的网贷平台或者说集团化的金融公司，我们还没有做到综合监管。”
通过借鉴绿色基础设施投融资实践的国际经验，分析了绿色金融如何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认为各国政府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拓宽“一带一路”框架下绿色资金的投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融资工具体系；“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的落脚点要放在绿色产业“走出去”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上；做好“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中绿色投融资的环境风险管理；培养绿色意识和责任投资者，形成绿色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的持久源泉和动力。
董希淼认为，中国移动支付的发展呈现规模大、增速快和技术成熟等特点，其“走出去”主要得益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高、移动支付市场发展成熟等因素。下阶段要进一步占领国际市场，需要具备适应当地的监管、市场环境和用户使用习惯等四大条件。对于如何用金融科技创造财富的问题，董希淼提出了三个方向。首先，金融科技可以进一步提升金融领域信息的透明度，进而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提升财富创造水平；其次可以推动金融业务边界拓展，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人群；最后可以创新财富创造模式和提升财富创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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