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的一些区域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一些变化，从原来的我们所讲的这种东北崛起的这样一种模式，逐步向一种多点开花的格局进行演进。从传统的一种超级大城市牵引的模式，也向一种城市群和多元城市群的这样一种格局进行变化。
兵贵精不贵多，但“精”在何处方为精？精良的兵器，精干的编成，是一支精兵强悍的外观；与此相辅相成的是精神信仰的坚定和精英群体的辈出。前者是精兵的强悍外体，后者是精兵的内力“精髓”。
“一带一路”的提出无疑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中国作为新兴力量正逐渐活跃在世界舞台。与此同时，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种种矛盾，中国如何借用自身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愿景给世界解决全球化难题呢？
印度反对一带一路，究竟在反对什么？或许“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王义桅于2017年11月2日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发表题为《一带一路与中印文明的共同复兴》的演讲。本文为其演讲内容。
我衷心希望，习近平主席对于合作与包容的论述能够获得特朗普总统的回应，也希望习主席所多次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目标能够最终成为现实。在11月两国元首即将进行的会面中，特朗普总统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来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一种深切的联繫，从而推动人类整体的持久进步与持续发展。
在宏观经济改善背景下来理解加强金融监管，对于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实体经济发展都会有个更准确的认识，尤其在做投资方面，可能会做得更从容看得更长远一点。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由原来的“追随者”逐渐转换为“引领者”。这既是一种客观角色的变化，也是中国在自我认知与定位上的更新。
美国《纽约时报》近来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称“中远”）正式接管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指出：“中国投资近5亿欧元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变成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希腊总理阿莱克斯•齐普拉斯（ Alexis Tsipras）刚从北京参加五月峰会归来,他与中国企业签下价值数十亿欧元的新投资备忘录。”这样的投资显然符合希中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说明，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希望与中国达成互惠互利协议的欧洲国家也越来越多。
分析显示，美国短期经济增长率并非由哪个单个GDP构成要素决定。换言之，美国短期经济增长率是由众多因素决定。因此，单单依靠短期减税是不可能提高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从中长期角度看，单单减税而不同步削减美国政府支出，将导致美国国内储蓄下降。因此， 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美国中长期增长率将有所下降。
展中国担当，呈公共产品。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带一路”是全球化即西方化失势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将中国机遇变成世界机遇，从而融通了中国梦与世界梦。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为世界提供器物、制度、精神层面的公共产品，为世人所欣赏、为世界所期盼。
过去我们说P2P借贷是“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监管机构”的三无行业，因此除了充满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之外还有巨大的政策风险。现在现金贷也正是面临这样类似的情况，必须加快有关政策法律措施的完善。实际上借鉴境外有关国家和地区对于现金贷的规范，我国可以较快整治好现金贷出现的问题，现金贷问题的治理，需要进一步明确准入的门槛、操作的标准和监管的规则。比如明确现金贷的放贷主体资格；规定现金贷的小额额度和短期期间；严格超期罚息的上限；加强当事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有关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应参照有关精神探索企业内部合规建设，减少政策法律风险。
此次特朗普访华背景的重大差异就在于，中美相对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的交错变化。新时代下的中国外交，在看待美国总统访华的问题上，无疑多了一些自信和底气。尽管美国仍是综合实力第一的全球强国，在近年来在诸多双边、多边问题上，中国对两国关系走向的塑造力、主导力并不亚于美国，甚至在个别议题上优于美国。对美国主动发难议题的承受力，如人权、台海议题等，也远远高于过往。
9.11事件以来，美国发挥着全球反恐领导者的角色，但是美国的反恐是不彻底且存私心的。美国铲除了基地组织，打死了本-拉登，报了9.11的仇，但是IS也是伊拉克反恐战争的副产品。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和海湾国家反恐联盟，和俄罗斯的反恐各自为政、各怀目的，导致IS难以剿灭，鼓励了全球各地的极端组织和个人制造形形色色的恐怖袭击。“独狼式袭击”暴露了美国反恐的硬伤。
变化中的世界需要一个稳如磐石的“锚”。中国和美国肩负提供这个“锚”的特殊责任，因为它们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它们的双边关系具有全球性影响。两国应该搁置争议，从全球角度看待事物。建立更紧密的中美关系及习近平主席提出并被美国接受的新型大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恭喜这个社会，这首先是个好现象。说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么说决不附会，也并非玩笑。为何“油腻”讨论在此时发生，而非三十年前？因为三十年前的中年男子，恐怕都不能用“清淡”之类的词语形容了，用“清苦”或者更为恰当。他们无法油腻，生活水平普遍在起点上挣扎，面对世界的可选择余地十分狭窄，人到中年而勉力维持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和其他国家相比，制造业对中国更重要。中国制造业的综合优势的核心是技术人才的储备。中国的工业化后期才刚刚开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两、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达成。如果不重视对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大家都去搞金融、搞高科技、搞互联网，和制造业相关的工程师人才青黄不接，中国去制造业潮流有可能提前到来，在“青春期”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提前进入“更年期”。
北约介入亚太事务对我国无疑弊大于利。弊在增加了美国的筹码，导致亚太事务进一步国际化、复杂化，会激发一些亚洲国家争取北约支持的局面，甚至加大安全事务的意识形态化。利在北约成员国中有我国不少友邦，可以以欧制美，为中国战略运筹外交资源提供更多选择。北约的理念也有用来敲打日本右倾、菲律宾和越南挑衅的积极因素，关键是利用好、引导好，趋利避害。
由于体制原因，一些企业家的历史贡献并没有得到股权方式的认同，所以面对举牌限制和金融大鳄的“野蛮”闯入，自以为是的董事长们往往心怀怨怼，意气用事。这一期间发生的诸如血洗董事会式的控制权转让等公司治理困境的种种表现，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在仓促进入分散股权时代没有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而不得不付出的制度成本。
谁给予三大评级机构如此大的权力？从根本上说，他们代表的是西方“大到不能倒”的超级金融机构“把钱给谁”的权力。而此次中国国债的境外发行，则从最根本的层面证明：主权信用根本上是信用主权，自身发展够强，就有能力捍卫主权。
无论“明斯基时刻”是否在将来的某天到来，未雨绸缪总比亡羊补牢更好。正如《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作者米歇尔？渥克在其书中提到，“这是一个风险性很高的战略，但实际上正在同时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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