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业务有严格独立的监管政策框架。2005年以来，中国银监会陆续出台了包括《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等在内的20多项监管规章和制度，涵盖业务管理、风险管理、代客境外理财、投资管理、银信合作、信贷资产转让、销售管理等方面。同时，理财产品实行产品报告制。各项理财产品发行前须向监管部门报告，监管部门对银行理财业务实施持续的非现场监测，必要时开展现场检查。随着监管政策的变动、市场的发展变化，银行内部也定期或不定期对理财业务的政策、制度及流程框架进行更新和调整，保证理财业务合规、风险可控。
国际市场风险方面，随着资产泡沫的破灭，风险有所释放，美国经济有所恢复，但塞浦路斯银行危机爆发后，欧洲仍有二次探底的危险。随着国际主要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国际市场风险有增加的趋势，中国仍然存在系统性风险点，投资者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一项创新活动从发明到授权到应用直至最后产生经济效益，大约需要５年的时间，因而经济会在创新活动达到峰值之后的一段时间出现繁荣期，市场上随之出现过度投资行为。这时，创新的机会成本较高，创新变得不划算，长期不间断地高速增长会让人们觉得生活会久富裕下去，人们对工作热情开始减退，也不愿意冒风险。创新活动逐渐陷入低潮，企业无法实现预期利润，从而会减少投资，经济步入衰退阶段，直至下一次的创新热情的到来，经济才会重新进入繁荣期。
经理人利用权力和影响攫取超额薪酬，损害了外部投资者的利益，让投资者对公司的发展失去信心，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最终波及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经理人为了取得超额薪酬，造假、会计操纵和盈余管理等行为比以往更加频繁和复杂，给加强公司的内部控制和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经理人超额薪酬损害了全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激起公众的强烈不满，甚至会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这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大企业高管明显获得了超额薪酬，特别是三大汽车公司的高管收入丰厚生活奢华，与企业资不抵债的经验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引起很大舆论反弹。所以美国政府就颁布了2009 年2 月4 日宣布了对华尔街的限薪令，凡是获得政府救助的金融企业高管最高年薪不得超过50 万美元
中国是在自家门口设防空识别区，为何有人跳出来反对？难道真有人觊觎中国？《华尔街日报》称中国“扩大了防空区”。一个世界级媒体竟然如此无知，难道不知道“防空识别区”与“防空区”的区别？“防空识别区”范围远远大于“防空区”，对进入“识别区”飞行器重在“识别”；对不配合识别的航空器，将采取“防御性”紧急措施，而对闯入“防空区”外来飞行器采取的措施，恐怕就不能是“防御性”，而是包括强制性驱离或打击。美媒混淆两个概念，无非是想把水搅浑，挑起事端。
近年来相当数量的公立“超标”小学存在着隐性高收费的现象，市场标价从5万到30万；一些原先的完全中学，将初中剥离出去，成为挂名的私立收费学校，明显违背了《义务教育法》。奇怪的是，对此各级教育督导、参事、社会舆论却鲜有关注。
股票市场开放程度，大家可以看，我们国家开放程度是低的，有两种计算办法，一种是看国内的上海A股开放，另外一种，是允许我们国内企业到境外先到纽约。其他地方我们去做IPO，等于是一种形式，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市场，如果加强这个比例，我们算比较高的，7%，如果不算那一块我们现在连1%都不到。
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三方面的严重缺陷，第一是它存在比较严重的垄断，市场化程度非常低，同时金融的效率也非常低，这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价格垄断、准入垄断，金融效率包括广义货币M2和GDP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也就是达到2%，也就是说中国有打响的存量的金融资源并没有配置起来。这样的比例在美国和日本，在美国只有20%，在中国是2%，所以大量的存量金融资源没有流动起来，这能反映出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是垄断的，价格也是由政府来决定，同时民营资本在其中的作用非常低，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缺陷。
从结构来看，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但中国宏观经济并没有转向预期中的“消费-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反而在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位的作用下走向了“信贷-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的转变使“产能过剩”、“流动性泛滥”、“金融扭曲”、“地方政府债务”以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不仅没有在局部改革和短期管制下有所缓和，反而在传统利益格局和权力体系的作用下不断恶化。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重要路径。近年来，一些人公开表示改革进入“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论过时了，并指责这使得中国改革陷入“路径依赖”困境。还有人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对立起来，认为当今社会许多问题源于“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抛弃之以推行“顶层设计”。
影子银行的金融风险主要存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房地产企业、“两高一剩”行业的企业、低效企业、僵尸企业等。如果未来经济上行，往往会掩盖一些企业的投资决策及经营管理的失误，金融风险或许容易被化解或转移;但若未来经济平行或下行，原有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企业高负债形成的债务“悬河”引发的金融风险洪流必然会大规模显现，最终形成“洪灾”。
张新宝教授表示，互联网安全相关法律应该规定安全软件企业需到公安部门或是公信部门备案，明确自己安全类软件的角色，不能“一人饰多角”。此外，他还建议相关机构尽快建立软件知识产权的备案，只要备案的软件都是安全的软件。如果安全软件企业发现了其他软件的安全问题，应该通过协商机制或投诉机制来解决，而不能擅自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卸载其他软件。该行为一经出现，相关企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决定》涉及“三农”的内容集中反映了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中赋予农民更多权利。中国特色城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城镇化，只有切实保障了农民权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转变为市民创造条件，使“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城镇化的发展成果才能惠及全体人民，才能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
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指出，目前，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民间资本占比已由2002年的11%和19%,提高到42%和54%，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已超过88%，还有46家非银机构由民间资本控股。未来将继续推动民间资本有序进入银行业，引导民间资本助推银行业改造。
单就土地而言，目前中国农民拥有的建设用地与所有城市建设面积相当，都是2.5亿亩。每年的全国财富榜上多次出现城市地产商的名子，而大都市的普通居民因为拥有几套房子也成了过去做梦都不敢想象的百万、千万富翁，城市的土地成为能下金蛋的母鸡，给城市居民带来巨量的财富。而拥有同样面积土地的农民其年收入刚过6千元，每年土地给农民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不足3%，2.5亿亩的农村土地成为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坚持小步渐进。即每年以延长2至6个月的工作时间，经过30年左右的推进，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这种小步渐进方式更多的是应当考虑劳动力供求变化及其对就业的影响，绝不应当是服从填补所谓养老金收支缺口的需要。小步渐进将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过程，其实质影响将在20年以后，提前作出相应的准备是理性的举措。
郑功成分析，就男性及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的人口而言，现行规定是60岁退休，延迟退休的空间并不大；而职业女性则被分成若干等级，一定级别的女性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是60岁退休，低于规定级别的女干部与知识分子是55岁退休，而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0岁。因此，女性延迟退休的空间要大于男性，需要先行或快行延迟退休才能最终实现男女同龄退休，进而实现平等的工作权益与福利权益。
目前，我国全面性的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深化步伐明显加速，但是，作为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和监管上还有很多问题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经济调整和利率市场化对于中小银行并不是好事情，现在可以看得见的冲击至少有八条。
改革既是重塑中国的国际比较优势，且本身也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比较优势。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持续发酵已有五年，凸显发达经济体的制度困境，美欧日均呼唤改革，制订了各自的2020战略，可惜雷声大雨点小，要么被华尔街的金融势力绑架，要么沉浸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幻象，要么被巨额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靠量化宽松度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信用协会会长吴晶妹认为，提升政府公信力，建立政府信用体系是基础性工作。“就内涵而言，政务诚信建设和政府信用建设是同一内涵，都指的是政府自身的信用建设。政务诚信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政府的基本素质、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信用水平、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承诺践约的能力与结果。我们应当看到，政府信用体系建设仍然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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