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期媒体引用林毅夫“消费只能作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和结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投资”的观点，到底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还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持久争论又被搬到台前。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也产生了许多由于体制、政策或市场局限等原因导致的投资问题，以致“中国投资过度”成为舆论的多数共识。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并不是进行了过多的投资，而是如何进行更合理的投资。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的“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国际智库研讨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预言，中国将在202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据悉，G20领导人第八次峰会将于2013年9月5日至6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金融和经济问题将是峰会主要讨论议题。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马丁·李斯(英国)在22日的分论坛《中国的发展与G20的未来》上强调：G20应学习中国的政策制定方式。李斯在会上对“G20的看法、G20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前景以及中国在G20 中的角色”这三个问题作出了详尽解答，他对G20及其前景持乐观态度，并坚信中国在G20中的地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升。
8月22日，“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国际智库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德国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主任克里斯坦·德瑞格尔在22日的研讨会分会“中国的发展与G20的未来”上表示，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它将会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目标。
8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国际智库研讨会上， 前中国外交部部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指出，各国要摒弃你输我赢、你穷我富、你弱我强的零和思维，要树立共享、共富、共进的新理念。
8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的“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国际智库研讨会在人民大学世纪馆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陈雨露在开幕式上表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是中国应对危机的重要经验之一，应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核心价值。
最近，土耳其和巴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这样的情况让一些人感到困惑，这两个国家其实都是经济发展较快的新兴国家，为何社会发展得越好，人们得到的东西越多，却反而集聚了更多的不满和愤懑？关于这样的困扰，可以借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加以探讨。人们谈论“中等收入陷阱”，着眼点往往在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是否成功，也就是能否从低收入阶段的制造业，转向有更高附加值的高科技或新型服务业等产业。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中心主任杨健教授在报告会上表示，如果大家把四季准则和八条准则放在大脑里，另类资产投资也好，其他投资也好，都可以做得顺风顺水。
中国的银行类上市公司已经进入影子银行阶段，炮制了大量表外债务。并且也已进入对赌阶段，至少是与央行对赌――2013年6月的“钱荒”应当给我们敲响警钟。2013年第一季度末，中国银行业的资产已经达到138万亿元，其中银行类上市公司的资产占了很大一部分，银行类上市公司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银行类上市公司的监管真空地带必须得到填补。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出席了互联网金融分论坛并发表演讲，黄震认为互联网金融得屌丝者得天下，要有普惠金融的理念，接受各界监督，强化风险管理，探索业务创新，助力小微企业，尊敬客户权利，支持信息共享。
向松祚向记者透露，存款保险制度在人民银行层面已经研究了很久，相关的方案也已经过反复论证，应该说已经比较成熟，这个制度的建立不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实现，估计只需两三年的时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PPI进一步回升，说明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平稳，经济活跃度进一步增加，但PPI仍处下行区间，表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仍未到位，经济走势仍然不稳定。
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农历七月七(即七夕)这一天，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特定的爱情观，家庭观和生活观。尽管国家从来没有把这一天列为公众的法定节日，但是各地民间都有意无意地把这一天的工作和活动和七夕挂钩，让更多的人们体验和领略这个特殊节日的内涵。
最近，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发表文章《垄断国企与经济滞胀》，认为国企的盈利是通过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实现的，否认国企的盈利是国企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国企获得的“垄断利益”等同于“社会福利损失”，并指责国企造成了经济滞胀，笔者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一些时事评论家试图展现“当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正经历放缓的同时，美国经济正在复苏”的画面，但事实完全相反。中美两国经济在过去一年受全球经济恶化的影响都有所放缓，但中国经济只是略微放缓，美国经济则是大幅放缓。
港股中国金属再生资源(下称中金再生)日前在港交所遭遇强制停牌，受到业内外人士关注，不少人感到震惊和意外，认为港交所处罚过严；也有人对此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认为乱世用重典，对股市中常年违法乱纪且屡教不改者施以重刑，确有震慑的效果。
从中国劳动市场现场来看这两年出现了一些现象，一个是招工难的问题，当然最突出是从04年开始。因为中国大概在03年，中央政府在取消了农业税，农民工进城成本机会成本发生了变化，所以04年就出现了第一次招工难；在08年金融危机，09年之后这个现象就发生的不是局部的，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一直到我们环渤海湾地区，现在在中西部地区也很广泛。
“这好比走山路，如果高速公路畅通，不会有人愿意涉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淑真说，鼓励“实名举报”释放的信号就是让反腐的“高速公路”畅通，引导公众在法律和理性的框架内参与反腐。
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国家其实一直在治理，但许多这样的企业关系到地方财政、税收，那如何从根源上解决追求GDP和淘汰落后产能之间的矛盾？市场保护、区域限制对统一市场所带来的阻碍到底该如何清除？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经济新闻部主编杨义、著名财经评论员、我院高级研究员刘戈共同评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告诉香港中通社记者：“中国和西方不一样。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是个独立个体，但是中国的金融系统是一个整体。所以中国不会出现底特律。地方政府需要从不同项目中获取利益，但是说到底还是从中央获取财政支持。因此，虽然中国不会出现底特律，但是债务累积可能会影响中央政府决策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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