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历史就是不同人等轮流称帝的历史，在这过程中，货币必然表达着皇权的需要。无论是秦始皇统一货币，还是汉初频繁更替的货币制度，盛唐、清末、民国的金融安排，莫不如是。
比如刘邦称帝后的货币政策。刘邦似乎觉得“秦半两”太重，将重量由12铢减为3铢，允许民间私铸货币。实际上，允许私人铸币，并非由于刘邦不想垄断铸币权力，而是迫不得已或者说务实执政。
刘邦登基大典连四匹纯色的白马都凑不齐，其穷困可见一斑。实际上，称帝后的刘邦只对15郡有治理权，其他30郡都在豪强中。就是刘邦不让他们铸钱，也不会有多少人听从。
第一是政府主导了城镇化的过程，把造城当成是提高政绩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手段。
第二是土地产权制度。我们现在土地产权制度是两块，农村那一块是集体的。最终拥有者是农民，但是农民从中得不到权力也不能获得利益。权力和利益主要掌握在村干部手里。
第三个原因具有中国特色，就是行政级别是层级化的。在市场活动当中，本来城市和城市之间是平等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有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和乡镇。越是上级的城市支配资源的能力越大。
反过来越大规模的城市，往往明文规定的行政级别，或者是潜在的行政级别就越高。这就造成了一个循环，就是上级城市可以运用更大的权力吸取资源，扩大自己的规模。规模越大之后，其行政级别或者是实际的行政级别会越高，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终致我们现在的小城市偏枯，而大城市扩张得太厉害。
当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时，收益率的普遍下降使得创新的机会成本降低，于是企业家乐于投资于技术创新活动，因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容易出现创新活动的相对活跃期。起初小规模的创新活动会减少创新的障碍并带来后续的更大规模的创新热情，创新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集中爆发。
通过互联网销售金融产品，还可以采取‘OTO’模式，即线上与线上相结合的模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一方面，可以在线上进行广泛的营销宣传，对部分产品辅以线下的服务和指导，或者是引导至线下完成最后的交易;另一方面，即使完全在线上销售，也可以通过组建网上客服服务团队等模式，配备专业的互联网销售平台理财顾问，对线上客户的购买活动进行指导。
“中国必须强调制造业、出口，而不是消费、内需。放松对出口的重视，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约翰·罗思义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中国经济上半年的增速遭致全球范围的唱空，之后，中国领导人一边在各种国际场合强调经济放缓是由于改革，一边采取扩大出口、刺激投资的措施。
长期以来，中国采用高度集权、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尽管这种金融监管模式在防范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效率和推进金融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地方经济迅速发展对金融需求的急剧增加以及民间金融的崛起，地方政府在金融管理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中央与地方监管权力交织，导致“多头监管”与“监管空白”并存。因此，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已刻不容缓。
主权归属与维护主权的能力并不重叠，而是在历史、现实、未来三维度上具有不同情形。首先是历史合理性。从历史上看，日本是借甲午战争将中国的钓鱼岛攫为己有，《开罗宣言》明确要求日本归还，后来美国与日本片面签订《旧金山和约》，将钓鱼岛管理权移交日本，留下后遗症。哪种历史观更合理，其答案决定了中日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其次是现实合法性。设立防空识别区是一国维护自身防空安全的较通行做法，如果防空识别区内没有自己的领土，防空识别区便无法可依。中日围绕防空识别区的较量其实是钓鱼岛主权争端的继续。
作为短期利率的市场化的尝试，将大额存单定价与Shibor相联系，是有可比性的。如果要发行长期的大额存单，应更多地与协议存款利率，国债的利率等形成对照。从目前的存款的趋势来看，特别长期的存款越来越少，这种市场的规模也相对较小。且长期存款以协议存款为主，相对稳定，比如社保、财政、保险公司的资金，是专门与商业银行谈判，确定存款利率。协议存款实际上形成了谈判市场，与短期的拆借市
在推动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金融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一个重要要素配置，主要解决融通的问题。过去为了防范国内金融风险，在境内和境外资本巿场之间设有一道防火墙，那就是外汇的管制，以及对汇率的管控。王地宁指出，如果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更多的企业就可以到境外进行融资。目前，境内外市场的利率差异是比较大的，让人民币走出去，让它成为一种结算货币，可以大大减少人民币汇兑的成本，降低汇率风险。这些动作会对未来企业产生一定影响。
如果把民主视为“共同的善”，任何人都不能对民主说三道四。中国人的民主观接近于“共同的善”。一百多年来，我们总是对民主的期许太高，以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民主在政治生活上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政体，是一种调整根本利益的政体。和君主制和贵族制一样，民主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冲突性。从第一波民主化到民族解放运动，民主化都带来国内和国际冲突;而当民主遭遇伊斯兰主义时，民主所带来的冲突几乎难以调和。因此，我们需要修正对民主的一系列认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项目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定义，什么叫资本项目可兑换了？对经常项目可兑换有明确的定义，我们国家当时人民银行的行长是戴相龙，他在1996年12月1日到国际货币基金大楼签署了协议，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承诺，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也就是说对贸易和服务有关的正常交易、跨境的，一定要允许人家在这个收入方面，在转移方面不能设置任何的障碍。虽然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资本项目可兑换是非常具体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资本项目可兑换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是指对资本跨境的交易，以及它的转移和支付采取任何的管制和限制，包括行政上、汇率上的管制限制和税收，目前在这方面大家可以想像，我们的确还存在在跨境的交易、流动方面，在兑换，在限制，在结算方面还有很多管制限制措施。
中国的银行业有体制优势，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银行不会倒闭。中国大的银行不能倒闭，小的银行也不能倒闭。”鉴于我国的产权体系、所有权构成、政府信用作担保的等因素，形成了中国银行业的体制优势。但他同时强调，“未来我们要让市场说话、让资本说话，如果商业银行最后资不抵债，就会要你退出。”银监会此前提出，要进一步研究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时的退出规则，包括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加强对存款人的保护。
交易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由于投资者的分歧产生的。有分歧大家的买卖方向就不一致，才容易成交，要是没有分歧大家都一起买一起卖，成交就非常困难。普林斯顿经济学与金融学终身教授哈里森·洪和哈佛经济学教授、美国金融协会前主席杰米·斯特恩提出了渐进信息流假设。他们认为，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限制和投资者专业背景的差异，导致市场中不同的投资者获得同一信息的时间存在先后区别，所以在同一个时点，不同投资和拥有的信息是不同的。这是这种信息获取的差异导致了投资者意见分歧。分歧越大，交易量越大，反之交易量就会减小。而如果信息量一定，反应时间越长，分歧就越小，交易量就越小；如果反应时间一定，信息量越大，交易量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现代化是如今许多经济体发展的目标，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大部分国家或地区会由于不同原因，在某个时间节点上错失机遇，在现代化之路上慢下来，甚至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在众多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曾经出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案例。但是否只要通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现代化之路的后半程就一定会一帆风顺？
对于之前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而言，已经不能承担未来经济增长的活力。对于其中的出口而言，中国已经丧失了人力资源优势，出口的竞争力正在逐渐消失。对于投资而言，今后如果持续投资，王衍行认为，"要素配置肯定有问题，中央认识到了，我们银行认识到了，地方政府也认识到了，老百姓也认识到了，不可能10%的回报"。
虚拟货币因其虚拟性和跨时空特性, 在降低交易成本、加快金融服务的同时, 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由于虚拟货币赖以生存在银行计算机网络系统, 而国际金融交易网络又是开放共用的, 这就容易产生虚拟货币传输过程中的法律责任纠纷。同时, 计算机犯罪、电脑!黑客给金融机构的电脑系统的安全造成危害或给客户的财产造成损失; 伪造、冒用、盗窃虚拟货币等诈骗活动往往具有隐蔽性、地点的不确定性、跨地区或跨国际性、损害结果严重性的特点。因此对传统的金融法的对金融机构和客户利益保护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的攀升，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政策进行打压，但效果并不明显，有的时候甚至出现越调越涨的情况。很多消费者对此很有怨言，认为政府瞎搞一气。不可否认，有些调控措施确实没起到应有的效果。如果政府能找到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关键因素，对症下药，就可以避免出现出力不讨好的情况。
他认为，从解决问题方面看，新股发行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三高”问题。针对“三高”，《意见》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意见》指出，确定发行价时，要求先剔除报价最高的10%的申购量、不再执行“25%规则”从推动存量发行等三方面解决新股高定价和“圈钱”问题、稳定市场预期、在配售领域进行了更佳细致和详尽的调整等，这些都是对“三高”问题很有针对性的意见和措施。
高质量城镇化的核心，是改变过去“要地不要人”的旧城镇化模式，解决人的城镇化，实行完全的农民工市民化。让在城镇打工者能够买得起房子，享受同等的城镇社保、医疗等待遇。
量化宽松最大的问题是，如此肆无忌惮地劫贫济富，使人不能不对美国的法治也产生了怀疑。在美国，法治似乎只是温情脉脉的面纱，平常还可以起些遮羞布的作用，遇到重大情况或涉及重大利益时，那都是赤膊上阵，图穷匕首见，根本就没有法治的余地和空间。世人看到，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的法治是那么苍白无力，在金融寡头面前，美国的法治同样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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