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8届3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重启改革的开端。《决定》列出的60项改革任务有不少值得期待的亮点，凸显新一届领导“实质性改革”的决心，兑现了习李上任后的改革诺言，也印证了俞正声主席会前所说的“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然而，头脑清醒的人都会同意：重启改革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也警示，“我们经历了多少次三中全会，改革决定都是写得很好。但遗憾的是，每一次落实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折扣。”那么，这次会打几折？

 

　　改革失去的十年

 

　　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总理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国企破三铁、重整银行体系、推动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经济基本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印证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改革势头并未延续下去。过去十年，随着国企扭亏、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改善、经济增速回稳，改革压力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改革步入深水区，利益的诱惑导致改革丧失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出现了停顿甚至倒退，口号式改革、忽悠式改革甚至“以改革之名行扩权之实”现象不断出现。改革的停顿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权力不断扩张，挤压市场空间，正如李剑阁所言“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2）国企改革不进反退。国企不仅未退出竞争性领域，反而在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遍地开花。尽管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但至今国企高管依然保留行政级别。例如，中组部2012年3月宣布：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升为副部级单位，其组织关系及人事权已统一由保监会移至中组部。3）在利益的驱动下，法治出现倒退，重庆唱红打黑堪称破坏法治的高潮。地方政府公司化、权贵资本崛起，致使腐败出现全面失控态势，房叔、表叔此起彼伏，刘志军、刘铁男争奇斗艳。在徐明、丁书苗之流大快朵颐的时候，大量企业家开始为自我保护而移民海外。

 

　　回顾过去十年，失败的改革为数不少：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打破垄断、政企分开、政府从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等一系列关键任务，但几乎没有被执行；2005年促进非公经济发展36条无疾而终；2010年的新36条同样命运；2010年国资委要求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不了了之；2011部委三公经费公开，难言实质性突破；被寄语厚望的2012年温州金融改革，没有什么建树；2011－2012年的郭树清股市新政亦黯然收场……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改革之所以出现知易行难的局面，关键在于既得利益的阻挠。正如吴晓灵所坦言：如今不触动利益的改革不多了。李克强总理也认识到，“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闯险滩，必然要触动利益，必须义无反顾、奋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

 

　　要打破既得利益，就必须直面一个问题：谁是既得利益？

 

　　笔者以为，所谓既得利益，是指在现行制度安排下能获得特殊利益的人。以此标准衡量，不难发现18届3中全会的全面改革将冲击以下两个主要的既得利益群体：1）手握大权的政府部门，尤其是发改委和证监会。《决定》提出要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 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这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权力将大大收缩；《决定》提出IPO实行注册制，意味着堪称“中国最大审批权”的IPO审批权将退出历史舞台。曾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最近回忆说，“我最早时候到证监会不久，证监会刚成立没几天，我们在开会时，我觉得证监会的发行审批这个权力不应该有，应该放出去。但有人就告诉我，不能这样说，不然把证监会的饭碗砸了，我才知道证监会还有饭碗的问题。”省以下地方司法独立、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加强人大预算审核权力、规范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等改革，有望约束地方政府公司化的乱象。《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也将有效约束政府那只“到处乱摸的手”。2）国企。过去十年，国企的日子很好过。2010年“两桶油”的利润竟然超过了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但须知，国企的巨额利润主要来自垄断地位以及在土地、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由于央企分红几乎不上缴财政，导致央企利润成为央企内部人的“唐僧肉”。近年来，央企腐败丑闻不断并非偶然，尤以最近的中石油窝案为典型。

 

　　政府部门和国企成为主要既得利益集团，这对改革绝非好消息。尽管利益集团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但中国的情况更为特殊：政府部门不仅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因此，改革很容易陷入“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的悖论。一个人如何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于是乎，有不少学者断言改革已死。

 

　　如何克服既得利益阻碍？

 

　　要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不外乎以下途径：第一，既得利益者的觉悟，即高西庆所谓“灵魂深处的革命”，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世界中极少发生；第二，来自民众的压力，这种压力虽然重要，但既得利益可以假装视而不见，久而久之民众的不满可能演变为破坏性的社会力量。突尼斯、埃及等国发生的悲剧即为例证；第三，政治家的领导力。

 

　　政治家的领导力之所以能成为突破既得利益的关键，是因为它既是威胁性的力量，具有强制力，也可以是感召性的力量，能激起认同和支持。

 

　　政治家是官僚集团的领导者，他们具有奖惩官僚的法定权力。因此，如果政治家能“不拘一格降人才”，象邓小平当年破格提拔朱镕基一样唯才是用，体制内的改革者将获得更大的空间。更关键的是，政治家必须敢于撼动那些对改革阳奉阴违的官员，否则难免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1998年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表讲话中强调，“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为了推动金融改革，朱镕基甚至打破常规，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只有在官员当中建立了“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奖惩机制，官员们才会把改革当会事儿。

 

　　政治家的感召力量在于，他们必须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打铁还须自身硬。如果下面的官员看到上面作出了表率，则自身会更容易接受改革。例如，如果国务院率先落实全国人大的任免权、监督权、决定权、立法权，把自己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各级地方政府将更为容易地接受地方人大的制约和监督。“行胜于言”、“上行下效”，这样古语的道理是很深刻的。

 

　　改革会打几折？

 

　　18届3中全会《决定》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改革，究竟会打几折？这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笔者以为，改革的落实是各种力量、各种利益的复杂博弈，打折多少取决于正能量与负能量的消长。

 

　　先看改革的负能量。首先，意识形态阻力依然存在，特别是存在两个思想误区：一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国有经济，一是父爱主义情结，害怕“一放就乱”。其次，既得利益从广度、深度和数量上都非常惊人，如何应对既得利益阻力显得非常棘手。再次，官僚主义的障碍不容忽视，在绝大多数时候，官员不会公然反对改革，但他们会以官僚主义的手法拖延，研究再研究，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可能经年累月没有进展。

 

　　再看改革的正能量。首先，《决定》列出了60项改革任务，其中一些任务比较明确、具体，越具体的方案实施可能性越大；其次，设定了2020年时间表，以此倒退，可以方便社会各界监督方案的进展；再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有助于超越部门利益，克服既得利益和官僚主义的障碍。

 

　　当然，最具根本性意义的正能量还是政治家的领导力。笔者对新一届政治家的领导力较为看好。首先，领导力的关键在于选择做正确的事情（do right things），“抓大放小”。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决定》起草小组组长，显示他认识到拟定一个好的改革方案多么重要。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而言，领导者的精力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必须配置到关系国家战略和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上来。其次，领导力要求敢于触动利益，动真格的。从习近平厉行整风运动和铁腕打虎的力度看，他是认真的。习近平上任一年来，已有12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再次，作为“经济总管”的李克强总理，显示出对市场经济的深刻理解，“不搞刺激”、“保持定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等言论，显示出他对推动政府自我革命的强大决心。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如果在落实《决定》的过程中，不断推动思想解放，则改革非常值得期待。例如，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不是国有经济比重的高低，而是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如果能认识到弗里德曼“彻底的公有制就是私有制，彻底的私有制就是公有制”这一深刻洞察，那么国企改革就更容易取得突破，例如打破行政垄断问题。

 

　　综上所述，尽管《决定》的落实面对更加强大的既得利益、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阻力，但民众的强烈改革诉求、新一届政治家的领导力将为突破阻力提供强大动力。改革落地，还是大有希望的。

 

　　当然，《决定》改革内容要100％得到落实，这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只落实50％，中国也很有希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会打几折，取决于政治家的抉择、勇气和智慧。但同时，政治家的行为又会受到社会舆论和民众期待的影响，“政治家就是民众的一面镜子”，如果每一个民众都能告别“犬儒主义”，关注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那么改革就会少打一些折扣，国家就多一分希望。（作者刘胜军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