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运营风险管理，意味着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必须在战略、组织、人力、问责等方面做出优化及调整，使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运营风险管理上一个新的台阶。客观及监管要求的标准别无选择，这一目标一定要达到。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现有实力预计，这一目标也一定能够达到。
3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今年的首次会晤，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战略性沟通为两国建设性管控分歧、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创造条件。此次会晤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核安全已经成为中美合作新的重要亮点。中美同为核大国，加强核安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2012年到2015年是世界格局动荡剧烈、也是中美军事关系诡异变幻的三年。为什么长期不打仗、专注经济建设、不参与任何争端的中国，反却受到美国日益加剧的围堵？中美到底应该怎样定位？两军如何看待对方？在热心人士牵线下，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马伟宁(BrendanMulvaney)与我进行了三次对话，就两国两军几乎所有重大战略问题交流了看法。
三大评级机构天生的缺陷，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对中国有正确的评价，它们也不想这么做。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完结。中国在自己走向崛起的路上，也深刻认识到，一方面，在物质的积累初步完成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进行一条可持续性强的发展道路，保证国家和人民财富的继续丰富和生活的持续稳定，这是大国崛起的初级版本。
去年8月8号首届论坛我也做了10分钟所谓的分享，我说我们的风险被夸大了，我们对“一带一路”的担忧有点过了。果不其然，我们走出去看了一圈，发现的的确确有三个被夸大：1.风险被夸大；2.战略意图被对方负面化夸大；3.很多国家对我们“一带一路”受欢迎程度没有感觉到。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是从2005年以来最大一次规模的全球转型。
捷克的重要性，乃至于整个中东欧地区的重要性，因为“16+1”合作、“一带一路”倡议而重新界定。前些年，中东欧地区回归西方，如今美国重返亚洲、欧盟自顾不暇，于是中东欧纷纷向东看，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对中国-中东欧合作很上心，对“一带一路”倡议很欢迎。
3月30日，美联储主席耶伦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指出当前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半、国际形势仍有较大不确定性，认为决策层在加息问题上“谨慎行事”是适当之举。耶伦的这次讲话距离上次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FMOC）只有2周，距离下次FMOC会议仍有4周时间，她的突然“鸽派”表述给国内、国际市场极大的联想空间，为什么她与其他4位美联储货币委员近期的“鹰派”立场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这次耶伦“怂”了？
中国虽然在2006年已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也在中国央行的主管下也多次发布了相关规定和办法，以及成立了相关反洗钱机构，但整体机制的建立仍然存在许多缺陷，无论是预防预警、抑或反馈回溯机制均仍然较薄弱。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能力仍旧需要加速提高，尤其是中国市场的规模和与外界的联系紧密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对于市场的属性，对于资金流动的把握，我们还远远谈不上得心应手，甚至应该说有时还捉襟见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预计，一季度GDP增幅可能接近6.8%。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和降成本五大任务正加紧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有理由对经济形势保持审慎乐观态度，预计后三季度GDP增速将进一步提升。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上市银行要树立“不良资产经营”理念，重新发现不良资产的真实价值并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其真实价值，使凝滞的不良资产重新流动和活化，产生新的现金流。
重阳投资表示，市场结构性分化行情将持续，在未来资产配置策略上，将继续布局四方面个股：一是具备正预期差、受益于改革红利的优势公司；二是新技术、新业态中具备超预期增长潜力的领先公司；三是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优质高端制造业企业；四是具备中长期可持续高分红能力的龙头企业。考虑到前期风险的释放，产品仍将维持较高净多仓位。
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兴起，迫切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更加科学有效，实现从“泛行政化”向“企业化”管理模式的转型，建立具有市场导向、创业思维、使命聚焦、精干高效、协同开放特征的“企业化”管理模式。这样的行政管理团队，特别是大学的领导层应扮演“制度性企业家”的角色，与行业、企业、地方及社区保持密切互动和沟通，持续增加大学组织变革的动力，增强大学行政管理团队的“市场嗅觉”。
央视正在播出的电视片《鼹鼠与熊猫》，是中捷两国人心相通的标志。捷克人对孔子和鲁迅很熟悉；中国人对捷克小说《好兵帅克》、古典音乐大师德沃夏克、小说家卡夫卡等也耳熟能详。此次习主席访问，双方将进一步支持中国传统医学在捷克共和国和中东欧地区的传播、推广和应用，支持中捷中医中心的不断建设和发展，体现了两国人民相互热爱对方文化的需求。
在输配电价试点过程中，应注重与监管需求相匹配的监管能力建设，在监管机构、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等方面予以统筹考虑，确保电力监管机构立场的中立性；可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输配电成本激励性监管试点；有必要探索建立电网投资“准生证”制度，明确允许进入输配电成本的投资标准，将对电网投资的监审纳入监管职能。
南海问题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话题，无法回避。中国媒体要想在这一问题上增强中国声音的传播效果，必须要有抢先设置话题的意识和能力。而媒体的这一能力也需要得到政府和军方更多的支持。试想，《纽约时报》记者如果没有美国军方的支持，怎么可能得到那么多具体信息呢？
在金融资本的助力下，波西米亚成为奥匈帝国下最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地区之一，为后来独立的捷克建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捷克的人均产值可以比肩英法。此外，捷克还是欧洲军火生产大国。“捷克式”轻机枪曾经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誉为“抗日三大宝”之一。
作为历史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中印两国都希望能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实现腾飞和超越，在人均生活水平上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重新成为世界强国。这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不断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实现新的进步，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不断谋求变革。
中捷关系历经风雨而终见彩虹，如今成为中国-中东欧（16+1）合作的典范，正产生激励效应。曾几何时，尤其是在哈维尔时期，捷克是欧洲对华偏见最深的国家，动辄拿中国人权说事儿，达赖成为捷克总统、总理府的座上宾。中捷关系严重滞后。
事实上，在19世纪早期美国领土扩张至路易斯安那与佛罗里达之后，近在咫尺的古巴便被美国政治家们视作大陆版图的自然延伸。只不过碍于军事实力无法与当时殖民古巴的欧洲统治者匹敌，美国直到美西战争之后才以“解放古巴”之名进行实际控制，并大体延续至古巴革命。换句话说，直接控制或是扶植一个亲美的古巴政府，始终是美国利益的最佳选择。
当前的低层次产能过剩，是我们曾经的经济发展方式使然。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是靠承接外来产业转移、扮演世界工厂角色发展起来的。承接的外来产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附加值很低、集中在加工制造环节的产业。各地大干快上，形成强大的产能。这种发展模式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国际经济形势向好，对这些产业的产品有大量需求，加之我们的劳动力便宜、资源能源便宜，虽然产能巨大，但同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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