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包括国有企业实力这么强，地方政府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国内外的环境在变，很难说这个危机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变数。第一，房地产市场过剩。据社科院金融所做的房地产市场的统计，2001年如果我国城镇居民住房短缺是不用解释的事实，到2013年的时候，我们城镇居民人均的住房建筑面积已经35平方米。
中国GDP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但为什么说没有做强呢？首先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一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模仿，第二阶段是创新，第三阶段是造就制造业的世界知名品牌。然而我们至今大量的还处在模仿阶段，制造业的世界品牌几乎缺无。其次，如果GDP可以用称秤，可以肯定的是单位美元的GDP，比如1000万美元的GDP的重量我们的比发达国家的GDP重。原因在于GDP物质构成，我们的GDP是房地产，附加值很低的制造业，文化产业和农业占比不高，在对外贸易中是逆差。
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地区不仅需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高度发达，既要有国内业务，又要有国际业务、跨境业务；不仅要有传统金融业，又要有现代金融业，甚至还要有互联网金融、民间金融。不仅要有存贷汇等基本业务，又要有证券、基金、保险、信托、期货等全面业务。既要有线下金融，又要有线上金融，而且要相对闭合、风险可控。而适合这些金改试点的地区要求全面而苛刻，不仅需要发达的经济体，而且要全面的金融业。
在转基因技术之前，中国人从未对某种科技产生全民层面的观点对立和激烈交锋。尽管大部分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远远不及他们对明星绯闻、娱乐八卦的热心，但对科学技术、及其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始终保持张开双臂拥抱的姿态，对科学家充满了崇敬在新近形成的"反转派"和"挺转牌"两个阵营中，分别聚集了原来政治立场不同，在网上吵翻天的专家学者、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网民。而大部分普通民众则出于对于自身健康的天然关注和未知事物的天然恐惧有所保留的站在"反转派"一边。
地方债务其实扭曲了整个中国的融资体系。由于地方政府对整个资金市场的虹吸效应，把大量的金融体系的效应都吸到里面。所以国有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融资可获得性比较强，利率相对比较低。而民营部门可获得性很差，成本比较高，两者具有本质的分化和区别。这是民营部门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产生这样的客观效果，原因在于大量的资源都配置到政府部门。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主导因素是结构性的，但也面临不少周期性问题，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宏观调控一方面需要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启动强刺激政策，另一方面还要强调“底线管理、区间调控”。在区间调控中应更注重定向调控，瞄准突出问题确定“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
理想的状态就是什么？对小微企业，我们也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可能每一个小微企业都能够从银行拿到资金，但是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条件，有发展前景的，经营比较稳健的小微企业，他如果想从银行拿到贷款，能够拿到，而且拿到的资金成本比较合适，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理想状态。理想状态并不是说每个小微企业都能够从银行拿贷款，这也不现实，银行也要考虑自己的风险。
五年之前很多大宗商品的进口商也觉得很不平，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明确提出我们要有自己大宗商品交易的定价权和竞价权。所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形势跟五年前、六年前大不相同了，但是我们要非常珍惜目前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调整、世界权利格局重新分配以及可预期的时间内不会发生全球性的战争。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提高中西部的产业层次，深化中西部对外开放，形成新的增长极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日前，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丝绸之路经济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表示，新丝路经济带是中国区域格局重构的重大战略。
中国现在地方债的大概规模，据国家审计署的统计，2013年6月份地方债务是130亿左右，占GDP很可观了，因为国际负债率有一个警戒线，国际工人占GDP的60%，如果按照官方统计已经到60%的警戒线了。现在最具争议的就是地方政府所负债务，有没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国企资产规模比较大，土地也是国有的，按照现在整体的政府资产状况来说，发生大的危机可能性不太大。但是现在国际国内的环境对整体地方债的环境还是有一些非常大的隐忧在里面。
日本贸易保护主义太过强势，而唯一保护本土经济的手段就是继续施行保护主义措施。一旦日本步入开放经济体行列，价格过高的本土产品将被价格低廉的进口产品打败。而开放经济无疑对拥护自民党的选民是毁灭性的打击。
在中国，“手握重金”的金融企业一方面有钱找不到贷款项目和企业，而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则饱受“贷款难”煎熬——恰如“堰塞湖”和“久旱盼甘霖的土地”，解决办法则是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和机制进行最有效的“滴灌”，以保证贷款方向和数量的准确到位。“我使用的口语有时还会影响上层。例如，在参加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并发表主旨学术演讲前一天，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因为虚拟信用卡被央行突然叫停。”我当时就想：创新到底为什么被叫停？肯定是监管希望跟上创新的脚步，政府管理层希望互联网金融业界走慢一点。
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尤其是资源型企业和出口型企业。2013年，《财富》500强名单中，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再创新高达到89家，今年很可能突破100家，直逼500强企业最多的美国。但入榜的中国公司与其他500强企业有一个巨大的不同--除中国公司之外的所有500强企业都是典型的跨国公司。
上世纪80年代，信用评级业已在美国诞生八九十年，而在中国，人们尚不知“信用”为何物、“评级”有何用。1988年我国第一家信用评级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成立。199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正式确立了评级机构在债券发行中的地位。此后，我国涌现出一批与企业发债和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的评级机构。
目前，国内学界对“影子银行”的内涵没有明确的界定。2012年10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提示中国关注影子银行问题，因为其有可能把风险转嫁给传统银行。11月11日，十八大新闻中心举办题为“中国银行改革与科学发展”的集体采访活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会有‘影子银行’，但中国的‘影子银行’和本次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所暴露出来的‘影子银行’相比，在规模和问题上要小得多。”
近期市场上多家上市公司管理层增持股票，如万科事业合伙人通过盈安合伙增持万科A，已累计增持1.75亿股，共计14.49亿元；交通银行多位高管也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56.31万股。相对于其他投资者，管理层买入股票持有的时间周期会更长。增持行为不仅反映了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也体现了对未来公司股票价格的信心，从产业资本的视角看，认可了公司股票在目前价格上的投资价值。
债务危机，特别是地方债务危机，原来90年代做过研究，十多年之后我也做过一些研究，写过一些篇章。我们知道美国芝加哥等城市，有很多都在破产的边缘，它的地方债务主要是家庭负债牵涉的。家庭负债无法偿还，人们收入降低，两极分化收入降低，家庭负债越来越高，然后要求增加市政开支，要求民主选举要兑现承诺，所以这时候把债务提上去了。
近几年，关于化解实体经济融资贵的呼声不绝于耳。仔细观察，融资贵的大多是中小微企业，大型优质企业的融资成本并不算高。一般来讲，目前中小微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大多在10%以上，而大型优质企业贷款利率则在基准附近，发债成本多在6%以下。因此，融资贵是个结构性现象。这种融资相对的贵，正如一位央行资深人士指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借款人的竞争力。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王庆认为，中国房地产已经失去了投资价值，但楼市的泡沫非常坚硬，类似美国的断崖式暴跌情况可能不会在中国发生。王庆博士在华尔街见闻俱乐部第1期主题沙龙上指出，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埋下了后来包括楼市在内的中国资本市场泡沫种子。
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辛本健周四指出，今年二三季度地方政府城投债、信托面临一次集中兑付压力，集中偿债压力大，同时2017年到2019年城投债将有偿债高峰。辛本健是在周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一场讲座上作上述介绍的。他表示，目前地方债务发生整体风险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在局部区域、时间内可能面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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