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接受深圳卫视采访，针对气候问题发表观点。在谈到有发达国家公然失约减排承诺这一问题时，贾晋京指出西方国家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他们并没有在承诺之后兑现承诺，相反中国的承诺是每年公布兑现情况的。目前，中国已确立2020年减排目标，并且以往的绿色举措成效明显。
为完成“到2018年G20整体GDP比圣彼得堡峰会政策承诺的预测水平提高2%”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目标，G20各国关注的不再是关于增长和紧缩的争议，而是促进经济增长。各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提出了900多项促进增长、推动投资、扩大就业的措施，包括加快基础设施投资改革、加强金融改革和开放自由贸易等。
毫无疑问，里根是美国历史上长得最帅的总统。但大多数人没有想到，在他的两届8年任期结束之后，他会成为美国历史上干的最漂亮的总统之一。他的两大业绩之一就是搞活了深陷泥潭的美国经济，而其改革正是从反对者的呼声中开始的。他1989年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比上任之初大幅度下降。
在罗思义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飞速发展，依靠的是高资本积累模式。而现阶段的中国要想继续保持高增长模式，依然要加大资本投资，也就是说要从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预算三方面入手，提高国家储蓄总值，从而保证较高的资本投入到经济运行中。当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靠创新来驱动时，他认为经济发展靠的是高资本的积累，当其他人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特色”时，他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普遍的经济规律。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要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新的新浪潮。要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使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李克强总理的讲话既指明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和任务，也从大的方面提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战略性举措。
苏格兰在全民公决中否决独立可以说是早在意料之中。不过，苏格兰人民对于此次投票的浓厚兴趣却也极其明显——有97%的选民进行了登记，投票率更是高达84%。拒绝独立是苏格兰人民观点的鲜明表达。在全民公决前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中国。这里的人们可能对苏格兰公投存在一些误解。除了要解释投票结果外，这些误解也值得重视。
中印两国在要素禀赋和经济结构方面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合作共赢具有良好的基础。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中印两国的贸易额接近700亿美元。习近平主席访印期间，中印签署了五年期经济与贸易合作计划，另就铁路发展签署了协议，中国将在5年为向印度投资200亿美元。
虽然印度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法律框架并辅以市场机制的思路有可取之处，但是RPO的具体实施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没有达到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初衷。即便是那些实现了RPO配额的地方邦，其成就也并非是RPO机制使然，而更多的是因为本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装机水平。
根据赵锡军的统计，截至2012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已与韩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白俄罗斯、阿根廷等1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为1.67万亿元。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又分别与巴西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匈牙利中央银行、阿尔巴尼亚银行、欧洲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达到7520亿元人民币。
关于目前G20发挥的作用，赵昌会打了一个比方，“G20首脑峰会就是一帮志同道合者叙叙旧，大家在一起时玩得很开心，回家后就各干各的了。”他认为，20国集团有非常大的自身限制，比如说它每一次的决议能否推行、能否有利的被执行，从来都是问题，每一次主办国都是依据自己国内的议程确定行动的轻重缓急，而不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在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处于不确定的年代，新的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在不列颠岛历史，苏格兰与英格兰相互独立是常态，但今时不同往日，在涉及切身利益的重大选择面前，苏格兰选择回归现实和理性。虽然三国演义有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格局中，"分"却绝非时代潮流所趋。
2012年10月16日，在与苏格兰首席部长亚历克斯·萨尔蒙德签订《爱丁堡协定》后，卡梅伦返回伦敦。他气定神闲地接受电视采访说，将尊重苏格兰人民的意愿。不过他坚信，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符合双方利益。这样的表态背后是有民意基础的。当时多个独立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独立的苏格兰民众比例在1/4到1/3之间摇摆，反倒是英格兰人支持苏格兰独立的比例更高。然而两年之后，卡梅伦或许就没有这样的好心情了。
在我看来，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居功甚伟，邓小平模式要明显优于自由市场模式和斯大林模式。自由市场模式主张自由主义，市场主导一切。斯大林模式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主导经济生产和消费，是一种完全的计划经济。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存相当一部分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私有部门实行充分竞争，更刺激了经济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这一重要表述以来，引来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尤其8月份工业、电力、投资、外汇占款等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出现回落，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希冀的全面降息降准预期不断落空，而各种定向调控措施接二连三地退出，各界被告知要适应“新常态”。这新常态背后的是什么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关键就在于能否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法典是法官的宝典，只要法官精通于法典，适用法律也就会得心顺手。我认为，在一个法官队伍素质相对不是太高的情形下，更有必要制定民法典，这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整个法官队伍的素质。“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借鉴两大法系的经验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
日本媒体9月10日报道，不久前中日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中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比例达到93%，创下过去10年该调查的最糟糕的记录。这几年类似民调结果时有发布，由此引发人们对于日本民众中国观的关切。尽管对于民调方式有种种批评，但目前日本民众对中国好感度低，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中间有较为复杂的原因。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3年初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ions，SLO)和常设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SLF)，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运用。从国际经验看，中央银行通常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和公开市场操作两大类货币政策工具管理流动性。
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市场很关心新兴产业。的确，国家出了很多政策来鼓励新兴产业，但从经济总量的占比和贡献度来看，我们认为传统行业中有改革意识、创新意识的企业真正转型成功，这对经济的贡献度更大。美国上世纪70、80年代涌现出很多创新型公司，但真正把这些创新技术运用到市场中并最终获得商业成功的是那些已有了很强积淀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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