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一时间成为全球瞩目的明星国家，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而我国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如今，在全球经济弱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却遭遇了“成长的烦恼”，高速运转的金融业与疲软的实体经济不相匹配，大量闲置资金由于大型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本性，反复于金融领域，而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获得的支持甚少，结构的不合理，给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隐患，就像一个正在高烧中的病人，外在火热，内在寒冷。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陈享光教授，为发烧的中国经济支支招。
美国证交会诉法布里斯·图雷（Fabrice Tourre）一案终于在上星期四落下了帷幕，此时该案距证交会2010年起诉以来，已过去近三年时间了。法布里斯·图雷曾是高盛的一位副总裁（相当于中国体制中的副处级），直接负责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算盘”的设计、制作和销售，并因此而在美国证交会诉高盛案中成为共同被告。这起针对该公司的法律诉讼，曾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打击金融危机期间金融衍生品欺诈的一次关键行动。
央行日前进行五周以来的首次公开市场操作，而且重启了暂停近六个月的逆回购操作。即便是在6月份市场爆发严重流动性危机，并引发股市和债市大幅下挫时，央行也不曾启用逆回购操作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尽管本次逆回购操作规模只有170亿元，但却具有预示货币政策已经微调的象征意义。随着逆回购操作的持续进行，市场利率预计会逐步回落到央行所认可的合理水平。但对投资者而言，央行所认为合理的市场利率水平究竟是多少却是未知数。
美联储退出QE，不意味着强势美元的回归。只要缺失强势美元的条件支撑，“热钱”回流美国的规模和博弈都将十分有限，不会引发全球贵金属市场和各类金融市场惨烈震荡。一直以来，资本市场有一种普遍但错误的担忧，认为一旦美联储的QE工具退出市场，就会有大量的“热钱”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正因此，每次美联储例会过后都会引发市场对QE工具是否会退出市场的热议。这不，围绕刚刚结束的美联储例会，世界各国的媒体又一次陷入了争夺专家观点的软资源之战。只是，自媒体时代的传媒经营者很可能都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原理，那就是，美联储让QE退出市场并不必然意味着强势美元的回归。只要缺失强势美元的条件支撑，“热钱”回流美国的规模和博弈都将十分有限，进而可以断言，不会引发全球贵金属市场和各类金融市场惨烈震荡。
2013年7月29日至30日，日本常务副外长斋木昭隆访华。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同其交换意见，王毅外长简短会见。双方就中日关系坦率交换看法，中方就两国关系面临的问题阐明立场。双方将通过各层次、各渠道继续沟通。从这则消息里，我们可以寻到一些重要信息：一是斋木在京未能与常务副部长张业遂进行“门当户对”式磋商，而是与主管亚洲事务副部长“交换意见”；二是双方虽是“坦率交换看法”，但显然未能达成化解僵局的共识；对话之门还开着，胶着仍将继续。
在日前结束的会议上， 中央政治局在对今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形势做了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并指出了下半年的政策方向。和4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精神做个比较，本次会议在坚持了今年以来一贯的政策主线同时，也释放了一些积极的信号。笔者认为，这些积极信号可以帮助降低“尾部风险”(tail risk)，缓解一些市场人士对经济“硬着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心。
7月3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访谈，解读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时表示：“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和技术手段，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分类指导、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加强政策协同配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差别化的调控。”
近代以来，西方人说我们是亚洲人，我们就成了亚洲人。正如他们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我们也这么说，似乎美洲大陆是为他们而存在的。更大的麻烦是他们用“瓷器”(china)来称呼我们，用“瓷器人”(Chinese)称呼中国人。后来又偷换概念说，Chinese(中国人)是指汉人而不包括藏人，后者称为Tibetan，就这样，他们悄悄地将西藏与中国并列起来。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10年底以来中国经济一路下行，国际上出现唱空中国的声音，但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是乐观的。中国不像日本，日本执行安倍经济学进行了大规模货币投放，但依然缺乏增长要素。中国有诸如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业发展、创新问题等增长要素。这些都可以支撑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
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一次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从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维持和发展，都需要技术性的重大突破来作为支撑。新技术会创造新的供需结构，最终扩大市场规模。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在于：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难以为继，而且，过去克服危机所需要的条件现在已经完全不具备。在过去，会有一系列的技术群来支撑一个经济周期，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以后，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市场来展开下一个经济周期。
中国梦主体是中国人梦（Chinese dream）、中国梦（China`s dream）、中华梦（Chunghwa dream）的三位一体，客体是发展中国家身份追求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身份追求的共同富裕、新兴国家身份追求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三位一体，这由中国的多重身份、发展的多重意义决定。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对50位经济学家做了一个调查，对于上半年7.6%的这个数字，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数字是可以接受的，是合适的，70%的人认为，不需要有新的刺激政策。所以现在通过政治局的会议，实际上对稳有一个强调，就是说这个稳有一个区间，那么这个区间就是说我们下限应该在7.5%，底限在7%。
据韩国媒体报道,近年来,中国电视剧积极进军韩国,受到当地观众的热捧,韩国电视剧市场正在刮起猛烈的“中国风”。7月30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颐武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由于文化上的贴近性,中国电视剧在东亚国家较受欢迎。对此,应高度重视,进一步开拓这个市场。
中央财大金融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震在分论坛“互联网金融模式、产品及创新”上表示，将风险控制技术、IT技术和法律技术这三种技术综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优势。
随着事实上的言论开放，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需要适应这样一种局面：从新闻上看这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国家，刑事案件最多的国家，奇闻怪事最多的国家。但我想补充的是，过去的一百多年，这些世界之最是美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预计在2017或2018年超越美国。不过，随着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有分析认为这一“时间表”可能会延后。近日，人大重阳网就此问题专访了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称“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约翰•罗思义（John Ross），他认为，中国超越美国的脚步并未放缓，有望于2019年实现。
外交作为人类社会的国际交往行为，在根本上需要道德和法律两大交往规范；道德伦理赋予外交以道德正当性和政治合法性，是国际社会秩序的主要规则之 一，也是任何国家外交的核心和灵魂。当今世界的欧美大国外交，确实具有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属性，是欧美大国话语和行为霸权的根本支撑。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国外交同样需要价值观输出为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说，社会管理已经基本进入经验总结阶段，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是政府管理创新。“尤其是对城市政府来讲，社会管理如果真要创新，在原有的框架条件下，要把它做好非常困难，因为在社会结构本身以及经济结构产生很大变化。”毛寿龙认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要惠及广大的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真正受惠。
从策略上来讲，一方面要挖掘结构性机会，另一方面要管理好系统性风险，在这样一个行情下，恐怕是比较适合对冲策略的。一方面需要主动选股，发觉有价值的股票，另一方面主动通过宏观的形势判断来择时的放空期指，规避系统性风险。
从银行的角度对过剩行业进行限制，刘志勤认为主要可从三方面来实现：一是缩小已放贷规模；二是对已授信的企业和项目资金使用目的和内容严加监控、严禁挪用；三是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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