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整体进入了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型期。相比于先前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速略有下降,这与全球宏观经济大形势有关,也与中国主动实施“调结构”的政策“组合拳”有关。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者的有机联动关系中,产业升级与淘汰落后产能是关系到三者能否协同共进的基础环节。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表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也不断向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从而有竞争力来获得市场的资金。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再度上演“斗鸡博弈”:在预算开支上互相否决对方议案,导致美国政府非核心部门关闭、奥巴马总统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目前,两党之间的战火正向举债上限蔓延:如果在10月17日之前,两党无法就提高美国国债上限达成共识,不仅将导致更大范围的政府部门关闭,而且债务违约将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危机。
在被问及“中国经济今后新的增长点有哪些”时,我院高研刘志勤表示,现代政府在信息化上进行大规模投资,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固定资产投资,信息产业是一个。
王琪延说,之所以会有“战斗黄金周”,主要还是集中造成的,时间集中、空间集中和人的集中。要解决时间集中,涉及到国家假日制度改革。比如每月都有个三连休。到2030年实现做四休,即工作四天休息三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当下一些“唱衰”中国的言论是对结构性问题的过分夸大。他表示,这种夸大很可能是“刻意”的,目的在于为他们在市场上的一些投资创造氛围。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日前到访人民网香港演播室接受专访。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张颐武教授对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向表达的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能力大大提升,第二波的城镇化进程也将推动中国文化在广度与深度上升级。
赵锡军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GDP的比重持续增加。根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对世界GDP增量的贡献率早在2009年已增长到14.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
本文从市场投资角度,分析了绿色投入与非绿色投入、社会资产增长与环境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并提出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分析了与社会资产总量增长率以及环境污染下降率相关的要素,并利用线性规划方法分析了在环境污染速度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社会资产总量增长最快速度所取决的相关要素。研究表明,在环境污染下降速度一定的情况下,最快的社会资产增长率取决于投向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投入与治理环境污染投入的比例,并非完全取决于绿色信贷投入的比例。最后,本文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向松祚指出,目前百姓消费仍集中于日常消费,碰到节假日会集中性爆发,但实际上这种消费并非可持续的,节假日过后往往就会进入消费淡季。因此,他表示不太能够同意我国消费偏弱的观点,我国消费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消费进入长期性、可持续性的阶段,并使消费实现升级换代。
古话说:同行是冤家,因为中国缺乏竞争的规则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各自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择手段,不守底线,常常出现恶性无序争斗甚至混战。国人不愿下功夫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却热衷模仿跟风,导致在华人圈中流传: 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多久可以成功实现污染治理?英国的统计数据和实际经验可供中国借鉴。巧合的是,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大致相当于英国20世纪50年代初遭遇大烟雾惨剧时的水平,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速比英国当时的经济增速要快得多
互联网金融有两种演进路径,却是“殊途同归”的。一种是从金融机构出发,吸收互联网技术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另一种是互联网企业向金融机构靠拢,借助互联网技术提供创新的金融模式。也就是说,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既包括了互联网企业“淘金”,也包括了金融机构“触网”。现在,二者正同步进行中。
利率市场化并不是完全的利率自由。中央银行只不过改变了利率调控方式,之前是直接的管理,以后是通过市场间接的影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市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
大众文化的传播应放到和高雅文化同样重要的地位。一些人常常以为只有传播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化才是文化传播,这其实是一种相对较为狭隘的看法。大众文化的作品可能不是经典,但其作用不可替代。
近年来有关影子银行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从2009年银监会年报中的频繁出现,到2011年特别设立了影子银行专栏,究竟影子银行到底为何存在?又对中国的金融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期《经济热点连连看系列访谈》为您讲述影子银行的现状和监管。人民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做客新华访谈,接受独家专访。赵锡军说,我们的金融行业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用好居民的钱。
现代全球化、信息化市场环境下,企业生存发展面临的环境变化速度和复杂程度都有所增强,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大。企业需要具备从战略高度把握环境变化和捕捉机会的能力,同时需要自身有适应战略调整需要的快速反应能力、资源调配能力,有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否则将无法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央企业需要提升战略管理职能,构建战略引领、管控企业发展的管理机制。
9月24日,由凯迪网络和南方都市报举办的“对话云时代之201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传播研讨会”在台湾高雄佛光山举行。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华文化之路》的主题演讲。本次对话云时代研讨会由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台湾大学两岸暨区域统合研究中心、凤凰卫视《震海听风录》栏目组协办。
在美国,什么事一进入法律程序,那就得准备打持久战了。遇到处罚金融机构违法的问题,监管机构通常要等上一年,很多情况下等候的时间更长。去年初,摩根大通交易员“伦敦鲸”押赌信贷衍生品的交易战略出现失误,导致最终出现了60亿美元的巨额交易亏损。一年多之后,今年9月19日,摩根大通被罚9.2亿美元,其中货币监理署罚其3亿美元,美国证交会罚其2亿美元,美联储罚其2亿美元,英国的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也来凑热闹,罚摩根大通1.37亿英镑(合2.2亿美元)。类似处罚若是事情发生在中国,就相当于央行、银监会和证监会一起上阵,同时处罚一家金融机构。美国监管机构联手重罚金融机构是一种新现象。
如何在当前新形势下进一步发挥“一流智库”的更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日前召开的“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务虚会”上提出,国研中心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批示精神为指导,结合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改进作风,明确任务,“上层次、开思路、干实事”,把“一流智库”建设推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