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选择中国公司的导弹防御系统在北约成员国中间造成极大震动。北约认为中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之一，是北约的潜在威胁，因此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安全上的考虑，北约都不希望土耳其与对手中国加强外交关系和军事合作，因此对土耳其购买中国的红旗导弹横加干涉。

　　“红旗-9”导弹事件只是北约与中国龃龉关系的一块试金石，也折射出土耳其与北约长久以来的分歧和不信任。

　　北约可能是当今世界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唯一重要国际组织，中国也是当今世界和北约没有外交关系的唯一例外重要国家。但两者都是最重要的国际安全行为体，如何相处？有欧洲学者倡议，应效仿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成立中国-北约理事会。然而，因为中国与俄罗斯情况具有以下不同，中国-北约理事会短期内没有可行性。

　　其一，俄罗斯是欧亚大陆国家，是北约成立的威胁缘由。中国地缘上与北约没有交集，中国参与的主要安全组织——上合组织也不与北约接壤，两者均不是北约的重点目标。

　　其二，中国仍然是亚洲国家，自我定位是发展中国家。北约在发展中国家心目中是西方霸权军事机器，成立中国-北约理事会会误导中国国际身份，尤其是让俄罗斯感冒，甚至可能助长“中国威胁论”，中国对此十分在意。

　　其三，中国与北约关系既未清算历史旧账——南联盟炸馆事件，又不具备现实迫切需求。不同于俄罗斯为北约东扩所挤压地缘战略空间，中国与北约成员国并不接壤，不存在中国与北约相互挤压地缘战略空间的问题。

　　当然，北约早已走出传统欧洲-大西洋地区，中国也早已走出亚洲-太平洋，双方的相遇合作是迟早的事情。目前制约这一天早日来临的障碍有三：

　　一是认知障碍：中国视北约为美国军事战略工具，正配合美国重返亚洲，可能会给中国造成伤害。北约对中国的发展、国情、体制等也缺乏理解，没有一个中国通，只能靠美国等成员国帮助理解中国。

　　二是体制障碍：北约认为中国军事不透明，中国认为北约不开放。这很大程度上是双方缺乏政治-军事交流所致，以至于不了解对方的体制、文化。

　　三是地缘障碍：北约与中国没有地缘交集，与上合组织也没有交集，缺乏在地缘上的直接冲突与合作可能。2014年之后的阿富汗能成为双边合作的地缘选择吗？即便这一交集，双方关切、目标也不尽相同。

　　形势比人强。中国与北约关系已经开启，双方接触是共同需要。北约需要中国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进入亚洲；中国将来也许需要北约走向全球，走向海洋。重要的是，双方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日益趋同，催促双方不得不接触、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为此，开展中国-北约对话刻不容缓，其好处包括：

　　相互塑造新身份。“全球中国”、“全球北约”的新身份构建，是中国、北约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

　　缓和中美冲突。中美的潜在冲突不仅在海上，也在欧亚大陆。和谐欧亚地区建设，有赖于中国（上合）-北约的分工：上合管非北约的欧亚，北约管欧亚及大西洋。

　　缓和文明冲突。中国、北约都面临实现文明转型的任务，可相互借鉴，走出文明冲突的怪圈，其基本思路是帮助塑造中国海洋文明观，帮助北约吸纳东方文明。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北约近年来对发展对华关系十分积极。北约开展对华关系的目标是将中国纳入全球伙伴关系，为此北约积极开展与中国的接触和对话。目前双方在政治外交、防务安全领域已逐步开展起对话。

　　中国-北约关系未来前景取决于中国及北约的转型，美国的影响至关重要，只能采取循序渐进、迂回突破的方式，照顾彼此关切，增强互信，加强了解，走出冷战思维与炸馆阴影。为此建议：

　　加强互信。北约通过双边渠道向中方阐明北约是什么，怎么转型，十分有必要。中国让北约了解自己也很迫切。为此，北约应加大对华公共外交，中国加大对北约研究。

　　加强对话。中国-北约对话机制升级：“先民后军”模式要改革，急需升级为“学界先行、外交推动，军方跟上”的三位一体模式。双方都应超越冷战思维，超越传统地缘政治观，树立文明转型与对话观。

　　加强合作。中国-北约在第三方合作，既包括地域，如阿富汗地区，也包括领域，如全球公域——公海、太空、网络等领域。中国与北约已经在索马里反海盗事务上尝试了合作，将来不排除在北极、网络问题合作的可能。中国（上合组织）与北约，可在联合国框架下尝试维和合作，积累经验与互信，继而拓展到民事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印度洋的合作、阿富汗问题的合作是中国-北约互信的突破口，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北约将加强相互理解，消除观念与体制障碍，探讨其他合作领域。

　　服务于双方安全需要、服务于联合国维护人类安全的神圣使命，中国与北约加强相互理解，升级对话层级、探讨新的合作模式，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