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理论之父——约瑟夫·奈在中国山东曲阜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这也印证了人们对“文化软实力”的提法——长期以来，提软实力，多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而中国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常常冠以“中国特色”，人们潜意识里并不认为这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12月25日，由金融界网站主办的“第三届领航中国金融行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开幕，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汤珂出席论坛并做题为“众筹时代”的主题演讲。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众筹发展潜力报告》显示，众筹模式已经在全球45个国家成为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到了2025年，发展中国家规模将达到960亿美元，其中500亿美元在中国。汤珂表示，众筹符合我国的“熟人社会”和“圈子”的传统文化，也符合我国经济目前由投资拉动转向创新拉动的时代特征。
由金融时报社主办的“2014首届金融时报年会暨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颁奖盛典”于2014年12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震出席并发表演讲。黄震称，做互联网金融需要拥有ICP技术、风控技术及法律技术。没有掌握这些技术和专业团队，做互联网金融就是在高空跳伞而且没有打开降落伞包，很危险。
2014年12月20日，由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与平安银行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外汇行业高峰论坛如期进行着。会议邀请了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魏本华、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陈柄才、CCTV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钮文新及中银国际证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张彻，就当前卢布贬值热点及中国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儿？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典型三问。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使对外工作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从外交领域对上述三问做出的明确回答。然而，围绕这一提法的种种疑问，也是中国公共外交必须要回答好的。概括起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有十大疑问。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 力度，促进产业升级。实际上，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引进来”与“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与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主旋律。APEC 会议之后，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和亚太区域金融经济合作更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中国海外投资的战略一定要以全球化的视角推进多方合作，包括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无疑会推动基础设施、城镇化和国际投资的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庞中英指出，虽然当前俄美关系中存在与“冷战”时期类似的成分、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已进入，或者2015年将进入“新冷战”。他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冷战”是国家机器的全面对抗，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是两极世界的强烈对抗，当前的俄美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还有很多共同利益存在。
我国诚信文化源远流长，很多信用经典名句与故事家喻户晓。语意一致，表达不同。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初期，有人把“信用”一词界定在了英文“credit”即“信用借贷”这个语义上，旨在强调信用交易，以此和美国信用交易及其相关征信活动对应。这是狭义的信用，只表达了汉语中人们常用的信用概念中的一部分语义。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12月26日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中表示，从我国目前整体的税收收入来看，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例仍然是非常低的。个人所得税增幅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名义增长率，也大于全部税收的增幅，主要原因是近两年来与房地产相关的税种、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种的增幅在大幅放缓，因而个人所得税增幅相对较大。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目前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以下简称经济结构）问题是导致我国高污染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结构的扭曲是如何形成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研究政府、市场、企业和消费者四个角色的作用（或其应有作用的缺失）。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类原因导致了高污染的经济结构： 1）政府对市场的扭曲。2）市场失灵。2）市场失灵。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四大挑战。一是美国QE政策的退出可能引发全球经济的冲击，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极强的溢出效应。美联储何时退出QE，用什么方式退出QE都会引起市场对美元指数的各种猜测，从而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热钱流动，这对发展中国家比较脆弱的经济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与此同时，近期美元指数高企，不利于美国的出口，也使得美国的经济复苏受到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失业率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这都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2007年以后，西方学术界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全球化至少对美国来讲影响不大，比如对货币政策传导系统没有太显著的影响，后来的研究有一些比较矛盾的结论，但是总体上这是一个时政问题。我们想知道的是全球化进程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制定，对国内宏观指标的影响有没有？显不显著？可能从逻辑上讲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只能说有可能有影响，但究竟是不是有影响、是不是有显著的影响，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
世界各国和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促进股权众筹发展的必要手段是对股权众筹的发行进行小额豁免，通过设置“安全港”降低发行成本，以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应建立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细化投资者分级，根据一定的标准（如收入水平、交易记录）对股权众筹投资者进行分类，并按照不同类别设定投资者的投资权限，达到控制投资者损失、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同时，在放低准入门槛的基础上加强监管，有利于实现“宽进严管”，推进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由分类监管向行为监管与行政监管相结合的转变。
当下正处于人类社会的重大转型期。智库的基本使命，就是要对重大趋势作出判断，要对重大政策有所预言和建言。这个时代无与伦比地提供了智库发挥作用的天然舞台和巨大机遇，正如战争之于军人，比赛之于运动员。这个时代给智库提供了革命性的历史契机——革新研究范式，开拓研究领域，提升政策效力，创新运营模式。
2014年中国主场外交成为新亮点。所谓主场外交，指以中国境内为外交舞台、利用主场优势开展的外交活动。与此同时，经济外交成为中国外交主要抓手。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当今世界，经济外交具有在一国的外交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性。2014年中国经济外交的成果令人瞩目。
从2007年的《物权法》出台时提出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迄今已经过了7年，如今靴子终于落地。无论是身在繁华的大城市，还是偏远的小山村，这个条例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昨天，《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公布，对不动产登记机构、程序、登记簿等作出了规定，国家、省、市、县四级的登记信息实行实时共享，并从明年3月1日开始施行。那么，不动产到底会如何登记？有什么用？为何选择此时公布？对未来的房价会有影响吗？
阎庆民表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经济新常态下，金融业发展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条件正在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可以说，经济新常态催生出金融新常态。一是与经济增速放缓相适应，金融业要逐步回归“适度增长”。未来，单个金融机构对其发展速度的预期要更为现实、理性。二是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相互动，金融结构和生态发生积极变化。一方面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全面资产负债管理的能力要明显提高，业务结构在表内外、本外币以及期限、投向上的分布要更加均衡。
近期货币贬值幅度较大的经济体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受到油价下跌拖累的产油国，这既包括俄罗斯、尼日利亚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包括挪威、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二是经常项目逆差较大且金融体系相对脆弱的国家，如印度和土耳其。油价下跌造成产油国贸易条件恶化，导致货币贬值。第二类经济体经常项目逆差较大，本应受益于油价下跌，但受损于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国际资本快速流出，因此也遭遇了较大幅度的货币贬值。
2014年有关土地改革的最重要政策文件是中央的“一号文件”，其中提出，要“抓紧抓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充分依靠农民群众自主协商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可以确权确地，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给予补助。”
11月中旬，中国对外经贸迎来“突破时刻”。短短一周时间，中国相继与韩国、澳大利亚就自贸区建设结束实质性谈判，转为技术性磋商。韩国和澳大利亚是中国两大重要贸易伙伴，中韩、中澳自贸区亦被业界称为是高水平、高标准的自贸区。据了解，目前中韩双边贸易规模已经达到3000亿美元。有预测指出，中韩自贸区一旦建成，预计中国的GDP将增长1%—2%，韩国增长2%—3%，届时，中韩有望形成一个人口高达13.5亿、GDP高达11万亿美元的共同市场。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785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