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权力转移往往伴随着话语权转移。但话语权转移有一个过程，无法通过战争与革命的方式快速实现。当今世界，非西方国家的产出已超过西方国家，但西方话语霸权并未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未来情景如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中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从未中断的文明，现在中华民族更呈蓬勃复兴之势。中国理应而且能够提出超越西方又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构既具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普遍性的话语体系。
42位储户的9505万存款，说不见就不见了。而且这事，是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某银行的一个分理处，听起来难以置信。对普通民众而言，千万别去碰什么“贴息存款”才是王道。不管是“阳光贴息”还是“非阳光贴息”，都是违法行为，上不了台面，也不受法律保护。请记住：高收益必定伴随着高风险，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只可能掉冰雹。
每逢年关，农民工讨薪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焦点。2003年底，时任总理温家宝帮助重庆农妇熊德明讨薪，使欠薪问题引起政府重视。此后，随着工资保证金等制度的建立以及恶意欠薪被纳入刑法，恶意欠薪案例总体呈不断减少趋势。近日，媒体报道四川巴中籍讨薪民工到河北工地讨要工钱，民工包工头的14岁女儿为帮爸爸讨薪从该工地17楼坠下，最终死亡。如此惨剧，令人扼腕。
2014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媒体报道中的关键词，激起了公众对国企改革的期待。混合所有制改革旨在通过引入其他性质的股份，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这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一是引入战略投资者，在实现融通资金的同时，延拓经营领域和范围;其二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有利于企业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盈利动机更强的民间资本的引入将会激励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和完善来保障自身权益。
拉美国家差异大，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与中国差异不小，对华认知不能一概而论。但总体而言，拉美国家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发展中国家色彩浓厚，对华认知有共通性。综合起来，拉美对华认知误解有十大根源。
我国2014年GDP同比增长7.4%，创24年新低，说明我国的经济确实已经进入新常态，告别以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阶段，所以我们以后要主动适应这种高中速增长。我们十二五提出的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左右，2014年初设定的目标是7.5%，实际上也没有偏离原来预先设定的目标。而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型经济体里面，我们7.4%的增长仍然属于“高速”增长的国家。
那种认为我国过去发展靠的是劳动力红利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如果说劳动力便宜就可以带来红利，那么，比我国劳动力便宜的国家有很多，为什么它们没有取得我国这样的发展成绩？对我国发展更为准确的阐释是，改革开放解放了人这一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激发了人的活力和创造力。
存款保险制度将为民营银行发展壮大提供制度保障，从而为中国经济增添新的活力。以前，在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背后，都有国有资本和各级政府的隐性担保，民营银行却没有这种隐性支持。
我们探讨法制创新与互联网创新怎么偶合和协同，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从互联网1.0时代就有了，到了2.0时代的爆发，出现了P2P，他的特点是在互联网2.0上面产生了溢出效应，以后我们还会产生出移动金融，普惠金融，融合金融，绿色进金融，绿色金融，法制金融。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财税体制改革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正在提速。新《预算法》为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提出“着力防控债务风险。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尽管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但在各项微刺激措施作用下，2015年我国GDP增速维持在7.0%附近是大概率事件。与此相对应，2015年的货币政策与2014年相比，将更显中性偏松，无风险利率的小幅下行也是大概率事件。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在去杠杆过程中，要妥善把握利率与汇率、汇率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微妙平衡。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20日至22日出席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年会，并对瑞士进行工作访问。此访是中国主要领导人2015年首次出访，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亦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在2015年的表现格外关注，期待李克强总理此行能够释放中国经济好声音。李克强此次出席达沃斯论坛是中国领导人时隔5年再次出席论坛年会，也是李克强总理以总理身份首次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互联网金融就是屌丝金融，就是草根金融，是指它作为用户是一个可能经济基础并不雄厚，过去要5万、10万以上才可能获得某种金融服务，甚至百万级以上，阿里1块钱可以理财，以这个作为起点，用户参与的降低，并不是说它是一种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而是作为用户，草根金融或者屌丝金融可以享受到金融服务。
只要执政党具有“德治”的品格，具有自我反省、自我纠错和疗毒的能力，并接受全体人民的监督，那么，一个既保持了很强的政治自主性，又保持了持续的改革原动力，不受抽象观念束缚，不被社会利益集团绑架的良好政治体制，中正平和的政治结构，就有望建立起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以及“三期叠加”时期，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之前，基础设施建设仍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的实施，将会有大量的基础建设项目开始建设，这中间就包括大量的交通建设项目。发改委最近几个月也连续审批了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公路、铁路、机场等，就是这个目的。
拉美的种种困惑，其实也是中国的世界困惑——鸦片战争以来，天下观破灭，东西南北四大问题简化为东西方关系，到了当代更简化为老大（美国）与老二（中国）关系，思维和视野越来越简单化、模式化。不到拉美，不知道世界之大，中国之远；不到拉美，不知道发展之悖论，中国之幸；不到拉美，不知道西方影响之深，中国之艰。
2014年11月28日和12月12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先后两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半个月之内，连续就同一个税种的税率进行两次调整，实属罕见。在国际油价不断大跌情况下，随着成品油消费税提高，国内油价下调幅度大幅缩水。公众对此颇有微词，对消费税下一步如何变化提出疑问。而我们更关注的是，相关部门对税收征收和调整的依据、程序是否合规合法。
从国内和国际趋势的相互关系来看，中国发展前景潜力巨大，但也不乏风险。从结构上来看：按照国际标准，中国正开始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如果成功，这种转变将在十年之内发生，但中国也将因此面临巨大的经济挑战和更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将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这些发展趋势要求中国政府的治理方式做出相应改变，以确保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趋势相互作用并决定中国的全面发展。
2014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持续发展的一年，它不仅开启了中国“大改革”和“大调整”的序幕，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宏观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增速换挡的拐点期、下阶段经济增长的塑造期以及结构调整的艰难期。总体来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和不确定性来自于政府在“大改革”、“大调整”与“稳增长”之间的权衡。不同的目标取向将导致不同的改革模式和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导致2015年“新常态”呈现不同的内涵。
北京等一些城市最近叫停打车软件提供的“专车”服务引起不小争议。交通运输部昨天就此表态，肯定“专车”服务对满足市场需求有积极作用,但强调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交通部的表态对因“专车”是“黑车”而引发的争议起到平息作用，但对于之前一些城市对“专车”服务的处理，我们还是应当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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