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不仅明确了对方开放的新路径，更为中国经济、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气息，受到了各界的广泛认同，作为全新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必然走出一条不同以往的新路，然而新路就难免偶遇颠簸，机遇背后也一定有一些风险需要警惕。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当中，我们将面临着哪些风险又该如何去应对呢？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教授，来为我们解读“一带一路”战略风险及应对。
其实从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的起起伏伏看，几乎没有一家交易所的股票涨跌和实体经济真的有什么密切的对应关系。当然你把时间周期放大到10年、20年甚至30年或更长，你的确可以找到股指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但那对于你有什么用呢？你会去查找下一个整年的天气预报吗？
除了这一点，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最深层考虑是什么？我认为是全球化正在进入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美国或许不再是主要的驱动力量，甚至也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是整个亚洲。欧洲因为全球化而焦虑，一方面考虑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寻求新的方法管理全球化，尤其是管理中国等驱动的全球化。
记者调查了解到，农行日前发行了几款挂钩沪深300指数的结构性理财产品，其中两款最高收益达到8.2%，起投门槛仅为5万元。同样，光大银行也推出挂钩沪深300指数的结构性理财产品，门槛为10万元，预期最高收益为8.2%。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也不甘落后，相继推出类似产品，浮动收益均在8%以上。
金融业本就是一个天然容易生成和获取数据的行业，各家金融机构在长期的经营中，已经逐步累积了海量的用户数据，亿级客户日常交易往来成为庞大的结构化数据资源。当下，对于处于转型焦虑症下的银行业来说，通过大数据应用，定位市场机会和挖掘新的业务增长点，似乎成为战略转型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有人甚至断言，数据是未来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数据决定着银行的未来发展。
对华盛顿方面来说，考虑到美国国会的负面情绪，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具备加入亚投行的政治可行性，但美方传递出的信息已变得更富建设性——美方原来是坚决反对亚投行，而现在美国财政部高官发表的声明已表示美方愿与亚投行合作。但这些声明依然提到了一些关切，比如意向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能否遵循“最高标准”，该行与项目层面上的社会环境影响有关的保障政策也引起了关切。部分稍晚申请加入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即以这类保留意见为由，来解释它们为什么一开始对加入亚投行没有那么积极。
由于中国金融体系以往的相对封闭性，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既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追随者，其金融外交活动并不活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2003年之后，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被迫起而迎战，中国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超越传统的国内职责，开始在涉外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这两起事件共同构成中国金融外交的重要起点。
毛泽东曾经说过：“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是大问题”，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也是比较贴切的，亚投行是大问题，“一带一路”是大问题，台湾是小问题。相比以前，大陆现在更自信了，没有那么在意台湾的一举一动了，没有必要为了让台湾满意而有过分的让步和扶持，特别是在根本不存在商量余地的主权问题上。再加上之前的“反服贸”，这次台湾又为反对加入亚投行冲击“总统府”，大陆也不想因此破坏了亚投行的整体运作。
莫迪知道这种战略从经济上来讲是行不通的。在所有国家，服务业的生产力发展远远落后于制造业。基于服务业的经济发展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但因为生产力低，因此平均来看它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低。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基于服务业的发展一定意味着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莫迪因此扭转了这一战略，他决定通过政府主要推动的“印度制造”活动将印度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制造业上。
近来，随着各大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涌入亚投行，有人说是“亚运会成了奥运会”，强调中国面对的压力；有人说是“一桌饭菜来了两桌客人”，强调我方准备不足。总之，外界都在关注中国如何对群英荟萃的亚投行坚持主导权。亚投行的主导权不是美国式霸权，而是中国式平等互利的核心价值，各国涌入都是表达对这个核心价值的认同与支持。中国倡议设立亚投行，主张“有容乃大”，尤其注意与现有机制兼容并蓄，努力建设全新的互补性多元金融格局。
如何坚持并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作用，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怎样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里谈几点认识。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历史性地握手。会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要求美国尽快解除对古巴的全面封锁，包含金融制裁。可见，解除制裁是古巴的首要外交目标，恐怕也是古巴对美缓和的重要原因。学者会用“全球金融化、金融美元化、美元电子化”来描述我们所处的世界。在这“三化”背景下，被金融制裁对一个国家的冲击是全面的。而陈晓晨先生的个人经历，告诉了大家在被金融制裁后，完全脱离现代金融而求生存又是一番怎样的体验。
韩国，这个和中国几乎同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近年来涌现出不少优秀大企业。而且，其大型企业通过不断转型成长为世界级公司的实践，值得中国企业认真借鉴。三星便是其中的典型例证。 尽管“横向扩张”使许多企业在多元化道路上折戟沉沙，可仍然被认为是一条应该走的路，这是为什么？由于抓住了时机，通过不断地转型，三星在世界消费电子领域后来居上，完成了从新来者到跟随者再到引领者的角色进化。反观众多从1970年代后期便开始进入消费电子领域的中国厂商，却错失难得的发展机遇，止步于跟随者的地位，令人扼腕。而另外一个对中国企业更具借鉴意义的话题是：三星向电子消费领域转型后，原来从事的传统行业去向何处呢？中国企业应走哪条路呢？
最能反映这个特殊女人不同寻常之处的，还是在那个危机时期，即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和随后的斯塔尔报告。世人惊讶地发现，这个女人摆出了一个“快乐战士”的姿态，以异乎寻常的精力和激情全身心投入战斗，在外界眼中，一直难以分清她到底是在为她丈夫挺身而出还是在为她自己开疆辟地。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后，印度政府旋即宣布：总理莫迪将参加李光耀的国葬。李光耀一直以来主张将印度拉到东南亚圈内。直至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才为这一外交战略构想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印度对李光耀(新加坡)的另一份感激之情是，新加坡为苏联解体后的印度摆脱外交孤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高调”哀悼恰好表达印度对两国50年友谊的珍视，以及进一步推进印新战略关系的期待。
4月初以来，港股出现了量价齐升的凌厉上涨，特别是4月8日和9日连续两天港股通额度均在收盘前完全用满，从内地监管政策上看，内地监管政策的变化改变了市场预期，也由此推动了内地民间资金迅速南下港股市场。从估值角度上看，港股折价幅度明显。资金南下是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革效果的再一次体现。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深入，未来A股与H股有望形成良性互动，两地资本市场价格发现的能力也由此将进一步增强。
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表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投行，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截止2015年3月31日，即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最后申请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除美国外的其他4个，G20国家中的13个，全球GDP排名前10中的8个，均已申请加入亚投行。显然，中国发起组建的亚投行，将在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以及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义永不决堤——水牛湾惨案》作为美国众多法学院向学生推荐书之一,已经在美国本土畅销了数十多年,作为美国侵权索赔律师,杰拉尔德·斯特恩代理水牛湾惨案中的受害人及其家属,向罪魁祸首皮茨顿公司讨还血债,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迫使被告就范。《正义永不决堤——水牛湾惨案》一书是杰拉尔德·斯特恩为自己和他的律师同行们谱写的一曲英雄赞歌。既可以作为一本教科书来读,也可以作为一本故事书来看。有惊心动魄,也有细致入微；有知识,也有情怀。
从理论上来讲，股票市场与艺术品市场既存在替代效应，也存在财富效应。根据资产替代理论，投资者为了收益最大化，一般都会根据资产的风险和收益的情况适时调整资产组合。在货币超发和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下，股票市场抢眼的收益率使人们进行资产替代。替代效应使艺术品市场与股票市场表现为负向关系
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出于维护新疆安全稳定、保护中国在阿富汗投资利益、打击恐怖主义的考虑，而且出于促进整个地区稳定以及通过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而带动中亚、南亚、中东地区经济繁荣与融合的考虑，这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挥领导作用、承担国际责任的胸怀和担当。同时，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问题也是无奈之举，美国制造问题，然后留给地区国家解决，在世界许多地区——特别是中国周边，都是如此，美国已成为麻烦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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