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会的大背景是“南海紧张”遭刻意渲染。美国防长卡特临行前就南海问题向中国强硬喊话；数次预言“中国崩溃”的“中国问题专家”章家敦则称“南海将成为下一个爆发严重武装冲突的战区”；菲越等方也有举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实际上一直在推动，但进展不理想，反而越来越强化了行政化。这说明，某个方面单一的制度变革是很难逆转事业单位行政化趋向的。要根本上逆转这一趋向，需要改变的是政府管理事业单位的方式。
全世界的军队都在关注美国的太空武器、激光武器和超高速武器，关注美国一小时打遍全球战略，而对美国的另一套暗战型的新战争体系，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其实，美国征服全球的战略是一明一暗，一正一奇的。明的、正的，是传统军事力量在升级换代；暗的、奇的，是信息思想战的巨大力量。前者佯攻，后者主攻，一虚一实。
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低效就在于经济体没有活力，创新缺失。历史淘汰了计划经济体制。三十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就在于改革开放激发了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活力。这种活力的显著证明就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像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民营企业，以及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和他们的创造性。这说明中国人民是有创造力的，需要的是来自进一步改革的激发。
中韩FTA规定了开始以负清单方式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这个谈判过程，当然又是一个促进中韩伙伴关系深化发展的过程。而且可以相信，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都会被突破，不仅服贸自由化的谈判会很快成功，FTA到2035年的过渡期也应该被缩短。中韩FTA中还规定，韩国在朝鲜开城工业园的产品可被认定为韩国产品，享受FTA待遇。这等于把朝鲜拉入了中韩FTA圈，这也可以说是吉尼斯记录了。
搭台：香会主持人至始至终是IISS的负责人（近年都是奇普曼先生），与会者通过插卡等待提问，由他来点名，方可提问，并随时可以关掉话筒。这就是话语权！考虑到这一点，近年我们办了香山论坛，希望形成“南有香会、北有香山”的局面——其实韩国也有首尔安全论坛，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安全论坛。今年十月要举办的第六届香山论坛与中国-东盟防长对话会结合，一定会引起空前关注，形成安全论坛的去美国化。除了香山论坛外，我们在香会上今年第二次搭台唱戏，首次由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与IISS合作举办“一带一路”开幕式前专场，引发较大关注。巧妙借助外国智库的台，通过国际合作，联合设定议程，尽量唱我们的戏，这是一个重要尝试。中国也应学习齐普曼主持术，掌控提问顺序、节奏，善于、敢于唱主角。
在美国的IPE学界，活跃着一批十分耀眼的“学术玫瑰”，在各种严肃的学术会议上，她们的存在在单调乏味的西装领带之间，涂抹了鲜艳的色彩。这批“学术玫瑰”有着非常靓丽的学术背景，执教在美国的顶级名校，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就如同在自家后院闲庭信步、随手拈来。她们是第二代和第三代IPE研究的核心代表人物，也是所谓“IO学派”的重要缔造者，名副其实地撑起了美国IPE研究的半边天。她们的群体性出场似乎说明，在学术研究的绩效上，性别之差几可忽略。她们的成功经历为当今中国高校的第三种人——“女博士”——踏平了一条光彩炫目的星光大道。
资产证券化是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最早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是1970 年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发起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其运作方式是把小额同质住房抵押贷款“捆绑”成一个资产组合，将其销售给一家特殊目的机构(SPV)，SPV 再以购进的信贷资产为担保做成有价证券，出售给市场投资者。当然，除MBS外，还有资产支持证券（ABS），其基础资产是除住房抵押贷款以外的其他资产。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浙江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黄剑辉为浙江师范大学师生作了一场关于《中国2049战略》的报告，系统回顾分析了世界大国兴衰史，并围绕“如何渡过改革开放‘深水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实现大国崛起”等话题，对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分析。黄剑辉院长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必须更新观念，转变思路，把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生态民主作为新三架马车，着力打造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香格里拉对话会是2002年开始的，因为此前的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美国感觉到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一起来了，所以西边在欧洲有个欧洲论坛，在东边也搞一个会议，就是香格里拉对话会，我认为后面的老板都是美国国防部，只不过表演者不同而已。一开始这个会议还挺好的，前几年就是谈反恐，但是2006年后开始有一点转折，因为2006年美国国防部长拉米斯菲尔德突然说中国军力发展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现在远远超过解决台湾问题了，你想干什么？然后2010年以后的整个会议焦点就是以批中国为乐，过去十年每年我都受到邀请，我去了两次，总体感觉基本上非常不好。
近期，美国方面有学者炒作中美关系迎来转折点，既是对中美关系不能因小失大的警告，也是夸大其词、混淆视听的噱头。中国不会轻易挑战美国霸权诚信，美国也不会轻易遏制中国，应该成为中美共识。中美合作的潜力巨大，两国关系不会轻易迎来所谓的转折点。对此，国际社会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与合理的预期。不管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中美关系只有牢牢把握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既汲取历史的教训，又不唯史不唯书，管控好分歧、管理好危机，妥善经营，着眼大局，长远计议，就不会轻易出现所谓的拐点。
经过三年十四轮谈判，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尹相直6月1日在韩国首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韩自贸协定》。该协定被媒体称为我国迄今为止对外签署的覆盖议题范围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对未来中韩经济成长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效应。报道称，在自贸协定生效后的20年内，两国将取消对方90%以上贸易产品的关税。按金额换算，中国将达到85%，韩国将达到91%。
现在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中国一段时间以来在南中国海始终态度强硬，尤其是涉及其正在进行的筑岛工程方面。现在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强硬态度的本质是什么？是被动的反应，还是扩张主义？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回答将决定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可能采取的战略。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么可以找到一种和平的解决方案来消除所有各方的担忧。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看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严重对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过，把金融改革全部交给市场，无疑是把中国经济交给美国政府控制。中国如果把金融市场化改革理解为把金融波动全部交给市场，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汇率制度，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我也提一下我的观察：第一，李克强总理说，用壮士断腕决心推进改革。“一行三会”应该怎么改革？这个不能避重就轻。尤其在互联网金融全面发展、银行的综合经营和互联网金融成为大势所趋的今天，金融的监管方式如何适应这个趋势，十分关键。
构建统一的法律行为制度。法律行为也被认为是私法的核心,民商合一必然要求法律行为制度中包含商行为的内容。由于商行为的特殊性已日渐式微,目前已难以和民事行为相区别,完全可以通过统一的法律行为制度加以调整。法律行为包含共同行为、决议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等,从而可以涵盖商行为。至于商主体从事的商事活动,也完全可以依据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认定其成立和效力。此外,民法总则法律行为制度还应当规定完整的关于法律行为的解释规则,这些规则可普遍适用于各种商事交易活动。
所有原先散落在社会不同阶层和角落里的“原始创新力量”和诸多原创性稀缺要素就可以犹如涓涓细水汇入江河、再汇入到大海一样地被聚集起来。因为，只有将“原创”纳入到科技体制转型的核心位置上，新的科技体制才会在体制行为的效率方面展现出对“原创”和“原创科技”的明确支持；否则，科技体制在“自主创新”和“原创”的支持比较中必然会偏好低风险的“自主创新”，而不会以体制理性的方式去支持高风险的“原始创新”。毕竟，绝大多数的“自主创新”都属于“延创创新”而不属于“原创创新”。而前者通常是已经有现成产业和市场作为强可行性证据来支撑其合理性的
“过剩”，是指生产单位生产出的产品超过市场需求而“剩余”的商品。其实这个概念十分模糊，没有给出更为科学、经得起市场推敲的定义。例如，超出市场需求量多少算 “过剩”，库存多长时间没有卖出去算“过剩”？有许多商品在搁置3-5年后突然又成为市场宠儿，成为买方的抢手货，这些算不算“过剩”，由于国际贸易形势的突然改变，原本畅销的产品受到国际政治和政策的挤压暂时没有销路，是否也归为“过剩”系列？所以，对于“过剩”各国有各自的特殊背景和原因，不可一概而论。
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并存是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典型现象。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看，轻消费重积累的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赶超阶段普遍采取的战略。这种战略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能起到迅速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效果，但是消费需求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驱动，最终会妨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质量。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并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既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出路，也是实现经济顺利转型的重要保证。
一切经济都是为人服务的经济。如果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后果是把人推向失业的悬崖，这样的调整和升级无疑是有重大缺陷的。那么，存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同时可以大幅度拉动就业的实施路径吗？众所周知，就业的本质是伴随“雇佣和被雇佣”而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而“雇佣和被雇佣”之所以缘起为一种经济现象，其本质是因为生产资料在给定历史条件下的分配和配置系受短缺禀赋制约才会形成的。
从作为中国首脑首次出访，到今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和万隆亚非峰会的重要演讲，习近平主席把对“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核心。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内“命运共同体”之说将在中国的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命运共同体”主张，相比竞争，各国将从合作中获得更大利益。这并不意味着竞争不存在，而是说，与合作相比，竞争处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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