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环球网，邀请来自全球43位外籍智库专家学者为2016年中国G20峰会的主题建言献策，并发布首份国内建言报告，同时邀请国内研究G20的一线专家从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全球治理议程、G20的创新与发展、创新驱动与全球发展等方面进行交流与探讨。
合作，属于人类的天性之一，作为一种行为模式，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史。十五年前，美国学者罗伯特·赖特在他的新书《非零和：人类命运的逻辑》中宣布，他所发现的“生命秘密”就是非零和合作，他说：“我的论点是，就是非零和的持续成长和持续实践，在从原始时代生物发源到今天互联网络的过程中，决定了生命历史的方向。”
2015年4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环球网，邀请来自全球43位外籍智库专家学者为2016年中国G20峰会的主题建言献策，并发布首份国内建言报告，同时邀请国内研究G20的一线专家从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全球治理议程、G20的创新与发展、创新驱动与全球发展等方面进行交流与探讨。
“互联网+”的热潮来袭，小微金融也尝试着互联网化，一些大型担保、小贷、典当机构开始寻求与P2P平台等互联网金融企业合作。3月30日，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与国培机构共同主办了主中关村11.17-0.21-1.85%题为“小微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交叉布局的模式、困境与突破”的公益沙龙活动，探讨小微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交叉布局的模式、困境与突破。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主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在亚洲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双赢”概念。站在外国人角度，我有机会通过分析习近平的此番讲话，审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并将其与美国——尤其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作对比。美国为什么未能说服其他国家不加入亚投行，下文的分析将给出答案。
“中等收入陷阱”相当于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富即安”。对于个人而言，小富即安本身没什么错，无非就是不再追求大富大贵的梦想而已。对于国家而言则不然，它的确暗含着一种强大的警示效应，自觉不自觉地压在国家决策层的心头。经济学家尤其关注不良经济政策特别是长期发展战略带来的后果，总是不安地打望这样的陷阱是否已经横亘在未来道路上。
在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大门关闭之前，包括俄罗斯、丹麦、澳大利亚、埃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竞相加入，截止3月31日有接近50个国家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日本也表示将在几个月内加入亚投行。亚投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机构，作为新兴大国倡导成立亚投行，中国将对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实，这原本不应该是一场战争。面对一个并无敌对能力、也无敌对意图的亚投行，美国投入了大量的外交资源。但是，美国最终却输掉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毫无意义的外交战。对美国来说，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对错误的对手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一带一路”规划背景在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周边地区需要新的经济引擎来带动经济繁荣，世界能源新格局变化提供了“一带一路”上能源合作的契机。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带动该区能源消费量增长，美国能源独立降低对中东能源依赖令后者亟需寻求新买家，加上乌克兰危机把俄罗斯能源战略推向亚洲，令世界能源市场重心东移，中国成为能源地缘政治的中心，这将有利于“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发展，能源企业更是当中的主力军，“一带一路”能源领域的互联互通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股权与债权都可以是证券。按照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国务院可以决定，理财产品是否属于证券，或是哪些信托产品属于证券。《证券法》第二条规定，证券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换言之，《证券法》授权国务院依法认定其他证券，但《证券法》生效15年来，国务院以及其下属机构从来没有界定过股票和公司债券以外的任何证券。这是由于证券市场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比如，若是将理财产品界定为证券，从监管业务角度说，则理当由证监会来监管。但我国目前的理财产品大多由商业银行发行，而监管银行等金融机构则在银监会的职责范围内。
刘英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确实是投资大回收期长，也有人在算高铁走出去到底是怎样的回收期，到底是如何收回成本。不过铁路等也算是公共品，有正的外部性，不能单看这一条铁路的投资回报率。刘英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修铁路的时候经济并不发达，所以采取从股票市场融资，发行债券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此外，铁路周边数公里之内的土地归铁路公司所有，这就带动了美国的铁路建设，从而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带动了整体贸易的增长，所以需要综合考量。
过去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密切关系是特殊背景造成的，主要是因为在斯面临国内泰米尔猛虎组织叛乱时，除中国外，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向它提供帮助，有的国家甚至以人权为藉口阻挠斯政府恢复国内秩序的努力。而对于斯战后急需的大量建设资金，也没有其他国家愿意提供。在斯里兰卡恢复国内秩序和经济重建过程中，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每一个有良心的斯里兰卡人都不应无视这一事实。如果斯里兰卡政府为了迎合某些国际势力而将中国作为打压对象，那么斯里兰卡在国际社会将难以赢得尊重。
对美国来说，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对错误的对手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美国选错了对手——人民币到目前为止还尚不能挑战美元体系，倒是欧元集团一直寻求突围。美国选错了战场——美国将施压对象集中在一些亚洲国家，未曾想自己的亲密盟友英国首先“跳反”。最后，一些被美国重点“做工作”的国家也加入了亚投行。美国还选错了时间——美国2014年的金融制裁，引发了欧元集团的反弹，解释了为何欧元集团在此时加入亚投行。这甚至本不应是一场战争。
沈对中国经济的宏观性描述缺乏更多微观层面上的印证。或许指出一些诸如债务违约或者房地产泡沫或者利益集团阻碍改革这样的例子并非难事，但中国区域辽阔，具有巨大的回旋余地，个别事件上爆发的风险和阻滞很快在更广的空间得以稀释。而对中国普通人来说，更关注的是收入和物价水平。而这两项在过去数年间并没有成为民意的焦点，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在不少省份已经翻倍，另外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的确，银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将来不排除少数银行经营出现问题。大银行“大而不能倒”，那么中小银行呢？购买车险，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车祸。存款保险制度出台，也不意味着银行一定会倒闭破产。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存款保险只在银行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之时才予以赔付。我国曾发生过海南发展银行等银行倒闭事件，但事实上，现有银行破产的可能性的确很小。商业银行仍然是中国最安全的金融机构，没有之一。
在俄罗斯的不少战略家看来，中国当前的“一带一路”显然是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民族复兴战略息息相关，与“两个一百年”的实现也是紧密挂钩在一起的。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更是意在助力“一带一路”的推进。俄罗斯部分战略家认为，相比较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一带一路”的优势是综合性、多方位的，包括人力、产能、技术乃至管理，更大的优势在于较为充足的资金。周边国家大力响应“一带一路”，加入“亚投行”，显然是看到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可能性，以借此发展自身经济。
资金融通还包括信用体系建设，为此要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面临低增长与高债务并存的局面，各国货币政策分化。美国退出了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而欧洲3月刚刚推出QE，日本更是在加力实施“QQE”，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取向分化使得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贾晋京分析称，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化，曾主导人类历史进程。当代的世界治理和经贸框架，以西方七国集团（G7）、美元流通体制为标志，实际上根基于“跨大西洋体系”，是海洋贸易基础上的框架。20世纪的世界，可以称为“海洋文明的世纪”，主导世界的文明，来自英国、美国这样的海洋国家。“海洋文明的世纪”为人类带来了当今这个世界，但在这一世界秩序之下，人类也被分在“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中，并且，“边缘国家”的人口占全球大多数。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这一套体系暴露出了根本缺陷，走上了下坡路，人类文明必须开创新的道路。
国企改革毫无疑问也是效率提升很重要的制度变革，但是国企改革在不同层次，央企和地方国企层面推动力度和节奏，以及思路也是不一样的，这也需要我们做一个区分。用核心竞争力的弱周期行业龙头公司，经济不好，企业利润总体不好，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实际上有业绩成长的公司不多，这些业绩成长的公司也许更多的将会跟宏观经济周期弱相关的同时是行业的龙头，这样的企业才能保证业绩的成长。因为它能够有定价权，能够维持利润的稳定，这样的投资标的，在我们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实际上不多，而且甚至是稀缺的。
有人说，监管层将在每个省份各批准设立1家民营银行；有人说，东部省市每个可设3家、西部省区每个可设1家。甚至还有人提出来，中国要有设立1万家民营银行的勇气。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民营银行在区域和数量的限制将可能逐步放开。你身边的民营银行，将越来越多。不管怎么样，真正由民营资本自主发起、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已经降临。他们蹒跚起步，至少可以为民营资本投资提供一个出口，为民营企业融资更多一种选择，为宏观金融体系增加一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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