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扬系《新西兰联合报》社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独家刊于人大重阳网。

　　刚刚过去的3月末，世界悄然间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大转折。

　　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有人会这样书写公元2015年的这个春天：……“一带一路”得到了亚欧大陆6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亚投行吸引了包括美国一些重要盟国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加入，这两个大型的国际合作计划，都是中国发起并主导的，而且没有美国的参与。这个标志着战后国际体系重组的转折性事件进行得如此顺利，显然不仅仅是纯粹的利益驱动使然，中国一直以来宣扬的“合作共赢”价值观，在建构其“朋友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演讲，再次重申并进一步明确了这个有别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新价值观。……

　　的确，细读习近平3月28日演讲的全文，通篇贯穿“共”的观念，如合作共赢、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共襄盛举等等，而且明确提出了亚洲安全上的“共建、共享、共赢”之路，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为什么合作共赢成了新价值观？

　　合作，属于人类的天性之一，作为一种行为模式，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史。十五年前，美国学者罗伯特·赖特在他的新书《非零和：人类命运的逻辑》中宣布，他所发现的“生命秘密”就是非零和合作，他说：“我的论点是，就是非零和的持续成长和持续实践，在从原始时代生物发源到今天互联网络的过程中，决定了生命历史的方向。”“人类历史的方向一致，源自人类生物性的一致。这个方向，如我之前提过的，是指越来越扩大的非零和。随着历史的演化，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在跟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参与非零和游戏，相互依赖的范围随之扩大，社会复杂性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便随之增加。”

　　赖特的“发现”，并非什么新鲜东西，如他自己所说，“将非零和互动转化为大多为正面总和的经过，至迟在一万五千年前就开始发生了。接着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直到现在，我们乘着飞机，传送着电子邮件，生活在地球村里”。

　　所以按理说，人类追求合作并趋向非零和结果这个规律，不至于直到21世纪才被当作历史真相被重新认识。达尔文发现生物行为与演化之间的关系是在19世纪50年代，20年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创建了“原始-野蛮-文明”的人类历史进化模型。又一两代人之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和耶稣会神学家德日进先后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演化趋向于创造越来越庞大繁复的社会结构。到了20世纪中期，生物学家甚至在动物行为中也发现了非零和合作行为，例如狗也有“不杀降”的本能，按进化论的解释就是：物种自然夭折的比率已经很高，若同种相斗还玩“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只会增加同种群体的夭折几率，不利于“我所属之物种”的保存。

　　基于这些思想突破，合作共赢这一“天理”原本是不言自明的，一种以人类的“非零和合作”行为模式为基本假设的社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原本应当在20世纪之前就发展为显学，汇聚成思潮，构建起宏伟的理论大厦。

　　但历史却没有如此这般发展。就像是江河的主流分出来一个支流，“自利共赢”，一个原本只适用于很小范围（英国小业主阶层）的、被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通过“每个人对私利的追求促进了社会共同福利的增加”表达出来的那个假说，竟然鬼使神差地发展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学说，不仅大大超出其初始的直接经验范围，覆盖了全世界各个不同文化，而且大大超出了初始的简单经济领域，覆盖了人类社会各种复杂事务。

　　自由市场经济学这个理论怪胎到底是怎么长成不可一世的魔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和一代又一代的获奖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而全球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如何深刻影响乃至彻底改造了当代世界，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需要另文讨论。在这里只需指出一点：在自利共赢这一自由主义价值观中，自利动机、个人的私德、放纵的自由，这些原本在任何道德体系中都会被制衡、被压抑的东西，却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学中的经济共赢这个目的，以“结果正确证明手段正确”的逻辑获得了道德合法性，于是被毫无约束地刺激和放大，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于是，“零和竞争”也成了天经地义，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他人、消灭他人这种十足的罪恶，也披上了“扩大自由”、“促进繁荣”的美德外衣。

　　平心而论，主要问题并不在经济学理论本身，现代人类的智识水平有本事制造出任何貌似真理的理论怪胎。真正的问题，在于西方自由主义劫持和滥用了这一理论，而且通过“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对现代社会实施了大规模改造。经过几百年持续不断的改造，其结果，就是“零和竞争”借助“自由”和“自利共赢”的旗帜而大行其道，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主流“合作共赢”反被边缘化，被视为陈旧过时之物。

　　这就是近代以来自利共赢取代合作共赢成为主流价值观的简要故事。从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看，这是在近代几百年里才发生的一个短暂“变异”，与这个变异过程相伴随的，一方面是经济的大繁荣、财富的大爆炸，另一方面则是人类道德水平的大滑坡、传统道德体系的大崩溃。

　　进入21世纪，人类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反思越来越多，且日益加深，问题也开始归结为：自利的价值观到底会将世界引向何方？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用300年的经济数据告诉人们：资本收益率总是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总是远远高于劳动收入。换句话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从未真正按照基于自利共赢假设的理想经济模型运行过，自由市场一直都在制造不平等，实际的得利者，从来就是垄断了政治、经济、社会多种资源的资本家集团。

　　以《21世纪资本论》为标志，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和质疑已经深入到了核心。这也预示了自利共赢价值观的退潮，和合作共赢价值观的回归。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的演讲中说，“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欧洲朋友讲‘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些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不仅适用于地区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

　　这段话可以被看作是对合作共赢价值观回归的一个正式宣告，之所以作为“新理念”来宣告，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变异价值观主导了近代世界。而随着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出现，合作共赢大旗终于有了新的旗手。

　　“一带一路”将全面实践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计划已经正式启动，中国将其描述为“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

　　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讲话中也特别指出，“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用合唱来比喻合作共赢，再贴切不过了。若按自利共赢的假设，每个参加合唱的演员只要自娱自乐地唱好自己的歌，最后就会自动完成一部美妙动听的合唱。对于稍有音乐常识的人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真正高水平的合唱，一定是自己唱好也要别人唱好，所有人相互配合、相互呼应才能唱好。而这就是合作共赢。

　　无论“一带一路”计划会遇到怎样的困难，面临怎样的风险，最基本的指导思想肯定是明确了，它是合作共赢的共同“合唱”，不是自利共赢的各自“独奏”。

　　可幸的是，这个合唱的大舞台是一个新场地。“一带一路”计划涵盖60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且连接了东亚和中东的阿拉伯世界。这个地理框架本身就预示着一个新格局的诞生。一个国际智库在其关于新丝绸之路的研究报告中写道：“（新丝绸之路）这个故事最有冲击力的一点是：阿拉伯世界的崛起与中国的崛起是同步发生的。这并不是一个偶然。这两个世界原本就是通过丝绸之路相互连接的贸易伙伴。而今天，中国经济的腾飞已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加速器，它对石油的需求拉动了阿拉伯各经济体的发展，而中国工厂所生产的日用商品填满了迪拜和利雅得的大小商场。…丝绸之路的复兴是一个即使出现的提醒：世界的重心不会永远都在西方。”（Ben Simpfendorfer: THE NEW SILK ROAD—HOW A RISING ARAB WORLD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WEST AND REDISCOVERING CHINA）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新的经济格局中，不会再有“华盛顿共识”这种东西。合作共赢的大旗已经高高举起，这面旗帜既是对新理念、新价值观的有力张扬，也是对人类历史文明主流的胜利回归。

　　而无论是历史的回归，还是现实的再造，其“重心”都在“一带一路”上。（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