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激进的言论将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从最近美国军方评论中的强硬态度来看，情况并不乐观。也许，这正是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当前会对中国采取牵制战略吗？没人能够自信地给出答案。然而，如果任由这些激进的反华言论继续高涨，中美关系或许会进入一个政治牵制的新时代。那，正像约翰·米尔斯海默的那句名言一样，确实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医院内部可能又面临这个问题，因为以前“以药养医”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医生的小的市场机制，怎么样能够让那些服务好的、医术高的医生能够有更多的收入，这个时候就需要医院内部的管理上有一个多元化的评价指标，这个评价指标能够让那些真正的服务好的、医术高的医生能够得到好的收入，否则如果要是我们最后为了医院的公益性，导致医院医术高的医生不能有更高收入，最后大家吃成大锅饭，这样的话，也不是我们改革的初衷。
“一带一路”是全面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是全国一盘棋，没有一个省市能排除在外。尽管没有直接点名到江苏，但还是包括在内的。“一带一路”文件是由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三家联合发布的，可能其他点到的省市，或许有较大的明确的规划，比如哪些项目正在推进等等。“一带一路”是全国性的大规划，没有一个省份可以置之度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无论是四大板块、三大支撑，还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甚至自贸区，其实整体规划都是联动的。
日本经济新闻5月18日报道：安倍政府集中外交力量打总体战。总体战是二战时德日法西斯的惯用词。安倍任命了10个特使团赴关键国家攻关，坚决要在6月28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闯关拿下明治工业革命申遗。日本那臭名昭著的官房机密费预算就是干这种公关的，不会少花钱。6月28日，21委员国，包括中韩，3分之2，即有15票赞成可获通过。现在只是韩国在坚决反对，除非被爆出行贿事件，孤军韩国很难阻挡。
安倍近日宣布日本今后5年将投资1100亿美元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恰好比中国为亚投行设定的1000亿美元注册资金多一点点，就如同当年仿照巴黎埃菲尔铁塔修建东京塔，刻意比埃菲尔铁塔高出8.6米一样，反而衬托出日本此刻难以言表的心态。而对于此举，海外媒体大都以“抗衡中国”描绘安倍的意图。确实，亚投行不仅展现了中国积极务实的经济作为，而且表明了中国倡导新秩序的国际感召力，日本心情不爽可以理解。从美日的反应看，美国虽然也不愉快，但美国的自我感觉还不至于因为一个亚洲的投行就被颠覆。身在亚洲的日本反应更敏感一些。
拉马迪是伊拉克最大省份安巴尔省的首府，距离巴格达仅112公里。拉马迪失守导致伊拉克大片国土沦陷，“伊斯兰国”武装对首都巴格达造成直接威胁。巴格达的一个侧翼完全暴露给敌方，伊拉克首都防卫将遭遇更严峻考验。伊拉克军队不仅要在巴格达市郊部署防线，还必须防止极端武装借难民潮从拉马迪混入。与此同时，通往首都巴格达的交通线也将受威胁，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补给线受到重大影响。此外，随着拉马迪的陷落，那些愿意在安巴尔省向伊政府军提供帮助的逊尼派部落首领及其队伍或遭不测。这将直接削弱温和逊尼派对伊拉克政府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的支持，使战事变得愈加复杂。
一个法制国家的标志在于在法律上要实现“依法治国”，但在实践上必须做到“以法治国”。 “依法”是目的，“以法”是手段。一个是宏观政策，一个是微观措施。两者缺一不可，是有效实施“法制国家”的重要前提。无论是“依法治国”，或是“以法治国”，最关键的因素是“法”本身。实现“法制国家”或“法治国家”必须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要有“好法”， 另一个就是要有 “好法官”，没有这两个“好”的因素，要实现“依法治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近，湖南的一家银行也被扣上“莫须有”罪名。据说，湖南一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吴建平，2010年开始发现四个亿巨款不见踪迹，由于公司及个人的部分账户开在建设银行长沙天心支行，一口咬定都是建行及其员工失职所致。尽管近来所谓存款失踪的报道不少，但看到长沙这则新闻，我还是被吓得不轻：堂堂的宇宙第二大行，竟然逃过层层监管，使得四个亿的资金无端消失，这是怎么做到的？一个并不阔绰的小土豪，吴建平对如此巨额款项的进出竟不知情，他可能那么淡定？
美国民主怎么了？这是美国学者近年来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当然，在指出美国民主的问题时，并不否认其在历史上的价值和作用，正如国外一位学者所说，欧洲的民主之花，在美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也不否认美国民主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也可能会不断完善。但美国民主如同其他西方民主一样，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现象。分析美国民主问题的根源，是为了更好地认清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时代变迁，也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提供有益启示。
目前，我国场外交易市场有三个层次，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天津股权交易所和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为代表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和各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其中，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就是由“老三板”和“新三板”发展而来。从目前的情况看，以新三板为代表的场外交易市场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宏观规划，至今功能定位不清晰，为今后发展留下隐患。
这边央行降息的利好还没消化，那边“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隆重登场，加之“互联网+”的东风频频光顾“神创板”，调整一小段疯涨一大段，起起伏伏的A股可谓让人揪心。除了选择炒股之外，投资渠道纷乱复杂，对于手有余钱的市民来说，投资理财是该买股票还是选基金？未到期的存款，要不要提前支取？在“全民理财”的当下，这样的问题经常困扰着投资者。
从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及莫迪总理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和在上海的活动来看，莫迪此次访华成果颇丰，中印在人文交流、战略协调和经济合作等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这次访问在中印战略互信的建设中应当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李克强总理的拉美四国访问，不仅扩大了“一带一路”的真正含义，而且从内涵上丰富了“一带一路”所包含的“无边界”合作。我们把李克强总理的这次访问解读为“一带一路+”的模式。具体地说，是“一带一路加一洋”、具有全球性的合作范围，突破了原先的区域性限制。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对世界不同区域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李克强总理的访问，把中国改革旋风带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拉美大陆，把中国式发展经验和速度推进到大西洋彼岸，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宣告，今年是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开局之年，为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做出中国的特殊贡献。
日前在环球时报发了一篇有关日本观光美景与幻象的小文，没想到激起了两岸三地日韩新马数千万人关注。可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日本网民们条条接受文中的事实，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好恶。我在日本法政大学的四百人大课，对日本学生也是讲一样的事实。可是中国网民却吵炒翻了天。我看了些跟帖。赞成的、反对的人，说的大都跟作者文中的事实没关系，只是凭着自己既有的好恶感情在自我主张。这是一些中国网民的特点？
对中国来说，目前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土地出让金收入。在房地产快速发展时期，土地出让金收入是一个很好的收入来源。因为在这个时期，房地产迅速发展，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房地产价格迅速增值，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获得巨额财政收入，迅速发展的公共服务，也可以给新兴房地产业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配套。在房地产迅速发展时期，地方政府不仅可以直接获得财政收入，还可以运用未来的收入获得贷款，从而进一步增加即期收入，快速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市容市貌建设等公共服务。
在国内外讨论关于绿色金融能否引导民间资金投资于绿色产业，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话题时，经常出现的一个观点是：环境保护是公共产品，是没有盈利的，逐利的民间资本和金融机构是不会介入的，因此绿色投资必须由财政来承担。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事实上，绝大部分绿色项目是带有一定外部性的私人产品是有盈利的，只是利润率稍稍低于投资者预期的合理水平，或风险稍大于其预期的合理水平。因此，只要作出一些创新性的金融安排，辅之以一定的财政支持，就可能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使得大量民间资本愿意投资于绿色项目。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大量资本。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测算，中国的“绿色发展”每年将需要投资2万亿元人民币。而在2012年，绿色投资仅为1.1万亿元人民币。除了日益增加的环境投资,在其他方面也需要大量投资：维持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引入更多的私人投资以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为金融市场带来更高的透明度，为非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选择并且加强经济稳定；还可以开发中国巨额的国内储蓄。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伟文1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国际收支差额是央行结汇与售汇的数额差，售汇多不等于这些资本跑国外去，还有很多是“藏汇于民”。何伟文认为，资本外流不一定就是坏事，当前中国资本外流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资本去海外投资，比如提出“一带一路”，这种资本“流出”是中国政府欢迎的；第二种是一些企业换成美元用于还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因为美元走强，所以很多企业将资金用于还债，而减少外债余额是健康的表现。
庞中英：政府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是需要知道，政府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政府不能过度干预（介入）。根据历史传统和经验，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当时的民间人士、家族网络、机构（如宗教）和市场带动的。政府应主要发挥引导者、促进者和管理者的作用。能让大学办的就不要让政府来办，能让文化公司做的，政府没有必要越俎代庖。政府要明智。
首先，金融大数据的法律监管需从“授权制”向“负责制”转变。监管的标准不拘泥于企业是否获得他人数据授权，而是重点监控企业在数据搜集、处理和发布过程中是否承担起了保护他人数据安全的责任。该监管机制既能够避免“授权制”的巨大交易成本，从而支持金融大数据的“二次应用”和应用创新，也能保证企业对数据安全进行充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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