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永红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本文刊于4月9日新浪微博。

      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表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截止2015年3月31日，即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最后申请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除美国外的其他4个，G20国家中的13个，全球GDP排名前10中的8个，均已申请加入亚投行。显然，中国发起组建的亚投行，将在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以及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广泛的国际认同超出预期

      亚洲各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少东盟、南亚及中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持续发展面临较大的瓶颈约束。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2010至2020年间，亚洲各国想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高达8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年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大约为8000亿美元。而现有的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组织根本满足不了如此巨大的融资需求。为了打破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中国倡导筹建亚投行，专门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2014年10月24日，包括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计划在2015年底前成立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亚投行还欢迎亚洲区域外的国家加入，共建共享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利益。2015年3月12日，英国不顾美国的劝阻，向中国财政部提出申请，成为首个要求加入亚投行的非亚洲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随即纷纷提出申请。最终申请作为亚投行创始国的国家和地区数目达到52个，包括巴西、埃及、澳大利亚等拉美、非洲和大洋洲国家。迫使一开始对亚投行持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愿意与亚投行进行合作。亚投行之所以得到超出预期的国际社会认同，根本原因在于其拥有创新的理念和务实精神。

      第一，立足于专门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专门解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短缺难题，抓住了制约亚洲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七寸”和短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符合亚洲各国的根本利益。因此，亚投行是将亚洲国家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尽快变成现实的重要动力。而一个持续稳定发展的亚洲，无疑构筑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使得亚洲之外的国家也会从中受益。巨大的商机和长远的利益，构成亚洲内外各国积极加入亚投行的内在动力和经济基础。

      第二，引入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理念。中国虽然牵头筹建亚投行并且出资最多，但是中国秉承自古以来开放、包容文化传统，倡导建立一种合作共赢、共同协商的治理模式，完全没有表现出像现有国际机构中某些国家“一股独大”的霸气。习近平主席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致词中特别强调亚洲命运共同体，而亚投行作为中国“靠行动取得国际信任”的首个重要实践，一开始就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第三，用世纪行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格局和秩序处于深刻的变革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因其固有的规则和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对金融秩序的需要了，亟需改革和创新，组建新的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制定新的规则，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亚投行的设立无疑顺应了这样的国际思潮。

      二、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的重要尝试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只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深度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诸如疾病传播、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而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根源都指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当前，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显著，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何帮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快速脱贫进而发展经济，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发达国家的安宁和可持续发展。

      获得更多的全球性公共物品，对发展和消除贫困非常重要。世界银行认为，所谓全球性公共物品，是指那些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制度和政策。在国际社会，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力合作，采取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这类物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70年的历史表明，主导全球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基本上都是经济发达的大国。美国一直是全球性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者，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合作机构，以及全球经济、金融、贸易规则，都是在美国的领导下构建的。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原有全球性公共物品体系的缺陷不断显现，新兴国家整体崛起后所需的公共物品严重匮乏，需要新的供给机制。正因为如此，改革全球性公共物品供应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过去三十多年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的国家，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贸易规模世界第一，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大国。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必须有所担当。因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参与全球性公共物品的供应体系建设，增加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中国大国责任的具体体现。倡导、推动筹建亚投行，在向亚洲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同时，制定更多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制度和规则，构建一个新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这某种意义上讲，亚投行是中国向全球提供公共物品的里程碑。

      三、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

      在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之初，各国反应千差万别，有的支持和响应，也有的怀疑和反对。反对者提出，目前的国际金融合作框架中已有世界银行，亚洲区域内也有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根本没有必要筹建亚投行。有的甚至认为，组建亚投行不过是中国谋求更多的国际金融话语权，挑战美国的行为。

      事实胜于雄辩，从50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响应并希望成为亚投行的创始国看，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之外成立亚投行是非常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亚投行作为一个提供长期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政策性国际金融机构，其存在形式、运作方式以及风险管理手段，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有相似性。此外，亚投行也不是为了挑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或挑战美国的权威，而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弥补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不足，使得国际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更有效地发挥金融功能。

      第一，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支持远远不能满足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需要新的金融支持机制。2013年，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给各主权国家的贷款总额为117.68亿美元，世界银行2013财年提供给亚洲的贷款总规模只有157.73亿美元，两者合计不足300亿美元，与亚洲地区基础设施8000亿美元的融资需求相比，少得可怜。亚投行资本金1000亿美元，致力于汇聚全球富余资金，以基础设施项目为对象发放主权贷款，以PPP等形式动员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本，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有效弥补上述两个国际金融机构金融支持不足的缺陷。

      第二，亚投行的目标单一，所产生的外部效应更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消除贫困，其贷款被分散运用到教育、卫生、信息通讯、公共管理法律和司法等多个领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较少。亚投行的目标则主要是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通过增加基础设施供给，经济增长的基石更加牢固，这实际上是长期消除贫困最有效的手段，从这一意义上讲，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是殊途同归，可望成为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正能量。

      第三，亚投行将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搭建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金融合作框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治理结构上不合理，较少给予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历任世界银行行长都由美国人担任，美国在制度设计上还拥有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这与当今民主制度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彻底相悖。类似的制度设置也存在于亚洲开发银行中。与此相反，中国倡导、组织筹建的亚投行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包容开放与合作精神，而且会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按照亚投行的出资规则，中国将是最大的出资国，然而，中国政府已经公开表态，将充分发扬开放、包容、公平、公正的合作理念，绝不会将中国意志强加给亚投行，亚投行将按照国际规则和市场规律进行运作。因此，具有不同于当前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亚投行，树立了一个新兴经济体主导、参与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典范，为正在进行的国际金融秩序变革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根本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则是21世纪中国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开放的宏伟战略，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国政府进行了深入细致、注重实效的规划，并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亚投行具有主要的作用，将为“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和资金畅通提供政策支撑和金融保障机制。

      第一，动员国际资金，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是深化亚洲经济区域合作的基础。这就要求进行大规模的交通、能源、光纤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亚洲国家贸易畅通和携手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亚投行参与国广泛，将资金、项目供给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投资风险。通过搭建成员国之间的对话沟通平台，还可提高运作效率。此外，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参与亚投行，分享亚投行带来的长期受益，有利于亚投行在伦敦、香港、法兰克福、新加坡、悉尼等亚欧国际金融中心筹措资金，将亚洲内外的各种资金源源不断地引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中，有利于弥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资金缺口，加速设施联通进程。

      第二，构建政策性金融体系。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与其他项目投资不同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政治风险高。例如，东南亚不少国家存在观念障碍，认为基础设施只能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私人部门的资金很难进入该领域；有的国家还限制外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有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技术落后，营运成本过高，使得该领域投资缺乏吸引力。为了解决上述难题，在亚洲设施联通方面必须建立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将政府信用、政府支持与金融紧密结合，由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领头羊，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表率和中流砥柱的作用。亚投行是各国政府共同组建的专门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各国国内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相比，具有国际性和更大的影响力。通过构建基础设施建设多方协作平台以及制度设计，亚投行不仅将资金，还将中国、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建设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引入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更有效的“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第三，推动中国金融业深化改革和开放。从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到金砖国家合作银行，再到亚投行，中国在新设立的多边国际金融合作机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亚投行是中国第一次真正地以领导者的身份参与多边金融合作机构的创设和运作，这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挑战。如果亚投行不能高效运转，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或者达不到国际社会的期望，不仅“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进程会受阻，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的努力也会付之东流，大大损毁中国的利益和降低中国的大国地位。因此，在亚投行设立后，中国必须深化金融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完善法律体系，培养和引进国际性人才，在亚投行的建章建制和高效运行方面，既要符合金融机构的市场规律，又要协调各国诉求和政策，还要体现中国的元素和正当利益，交出一份令世人满意的答卷。（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