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方面有学者炒作中美关系迎来转折点，既是对中美关系不能因小失大的警告，也是夸大其词、混淆视听的噱头。中国不会轻易挑战美国霸权诚信，美国也不会轻易遏制中国，应该成为中美共识。中美合作的潜力巨大，两国关系不会轻易迎来所谓的转折点。对此，国际社会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与合理的预期。不管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中美关系只有牢牢把握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既汲取历史的教训，又不唯史不唯书，管控好分歧、管理好危机，妥善经营，着眼大局，长远计议，就不会轻易出现所谓的拐点。
经过三年十四轮谈判，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尹相直6月1日在韩国首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韩自贸协定》。该协定被媒体称为我国迄今为止对外签署的覆盖议题范围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对未来中韩经济成长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效应。报道称，在自贸协定生效后的20年内，两国将取消对方90%以上贸易产品的关税。按金额换算，中国将达到85%，韩国将达到91%。
现在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中国一段时间以来在南中国海始终态度强硬，尤其是涉及其正在进行的筑岛工程方面。现在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强硬态度的本质是什么？是被动的反应，还是扩张主义？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回答将决定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可能采取的战略。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么可以找到一种和平的解决方案来消除所有各方的担忧。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看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严重对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过，把金融改革全部交给市场，无疑是把中国经济交给美国政府控制。中国如果把金融市场化改革理解为把金融波动全部交给市场，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汇率制度，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我也提一下我的观察：第一，李克强总理说，用壮士断腕决心推进改革。“一行三会”应该怎么改革？这个不能避重就轻。尤其在互联网金融全面发展、银行的综合经营和互联网金融成为大势所趋的今天，金融的监管方式如何适应这个趋势，十分关键。
构建统一的法律行为制度。法律行为也被认为是私法的核心,民商合一必然要求法律行为制度中包含商行为的内容。由于商行为的特殊性已日渐式微,目前已难以和民事行为相区别,完全可以通过统一的法律行为制度加以调整。法律行为包含共同行为、决议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等,从而可以涵盖商行为。至于商主体从事的商事活动,也完全可以依据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认定其成立和效力。此外,民法总则法律行为制度还应当规定完整的关于法律行为的解释规则,这些规则可普遍适用于各种商事交易活动。
所有原先散落在社会不同阶层和角落里的“原始创新力量”和诸多原创性稀缺要素就可以犹如涓涓细水汇入江河、再汇入到大海一样地被聚集起来。因为，只有将“原创”纳入到科技体制转型的核心位置上，新的科技体制才会在体制行为的效率方面展现出对“原创”和“原创科技”的明确支持；否则，科技体制在“自主创新”和“原创”的支持比较中必然会偏好低风险的“自主创新”，而不会以体制理性的方式去支持高风险的“原始创新”。毕竟，绝大多数的“自主创新”都属于“延创创新”而不属于“原创创新”。而前者通常是已经有现成产业和市场作为强可行性证据来支撑其合理性的
“过剩”，是指生产单位生产出的产品超过市场需求而“剩余”的商品。其实这个概念十分模糊，没有给出更为科学、经得起市场推敲的定义。例如，超出市场需求量多少算 “过剩”，库存多长时间没有卖出去算“过剩”？有许多商品在搁置3-5年后突然又成为市场宠儿，成为买方的抢手货，这些算不算“过剩”，由于国际贸易形势的突然改变，原本畅销的产品受到国际政治和政策的挤压暂时没有销路，是否也归为“过剩”系列？所以，对于“过剩”各国有各自的特殊背景和原因，不可一概而论。
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并存是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典型现象。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看，轻消费重积累的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赶超阶段普遍采取的战略。这种战略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能起到迅速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效果，但是消费需求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驱动，最终会妨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质量。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并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既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出路，也是实现经济顺利转型的重要保证。
一切经济都是为人服务的经济。如果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后果是把人推向失业的悬崖，这样的调整和升级无疑是有重大缺陷的。那么，存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同时可以大幅度拉动就业的实施路径吗？众所周知，就业的本质是伴随“雇佣和被雇佣”而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而“雇佣和被雇佣”之所以缘起为一种经济现象，其本质是因为生产资料在给定历史条件下的分配和配置系受短缺禀赋制约才会形成的。
从作为中国首脑首次出访，到今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和万隆亚非峰会的重要演讲，习近平主席把对“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核心。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内“命运共同体”之说将在中国的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命运共同体”主张，相比竞争，各国将从合作中获得更大利益。这并不意味着竞争不存在，而是说，与合作相比，竞争处于次要地位。
从传统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并非“战略”；但从非传统意义而言，“一带一路”对内可以称为“战略”：发展战略、合作战略，对外则称“倡议”——国际合作倡议——较好，以免引起误解。不管怎么称呼，“一带一路”将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
5月26日英国指数公司富时集团宣布启动将A股纳入全球基准指数的过渡计划。根据声明，富时将启用两个过渡性的新兴市场指数，并将A股的初始权重设定为5%，待A股向国际投资者完全开放后将权重提高到32%。
要发展养老产业，最重要的是，要开发老人的有效需求。在经济学上，老人的有效需求等于其需要加上其支付能力，而支付能力，等于是支付的意愿和即期现金收入流量。现在老人都以去养老院为耻，喜欢居家养老，同时也不愿意和子女在一起。
从理论上来讲，股票市场与艺术品市场既存在替代效应，也存在财富效应。根据资产替代理论，投资者为了收益最大化，一般都会根据资产的风险和收益的情况适时调整资产组合。在货币超发和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下，股票市场抢眼的收益率使人们进行资产替代。替代效应使艺术品市场与股票市场表现为负向关系
“一带一路”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必然逻辑，也是文明复兴的必然趋势，还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标志着中国从参与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态势转变。“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伟大倡议和国际合作公共产品，既超越古代，又超越近代，通过“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刚刚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明确指出：“个别海上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采取了挑衅性举动，在非法‘占据’的中方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一些域外国家也极力插手南海事务，个别国家对华保持高频度海空抵近侦察。”而纳什均衡即包含了这样的道理：多方的多策略博弈，会有更多非零和、共赢结果的纳什均衡，只要共同努力，就会寻找到；而一旦退化成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可行策略选择大大减少，走向悲剧性结局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创新创业侧重是一些现在供给不足的行业，地方政府要适度放开部分原有“官办”领域，而就中国内地而言，不建议搞高科技。应该继续坚持中国成功的路子，和国际国内的大公司合作，做他们的下游。
美国国会拒不支持以政府为主导的财政政策，白宫只能转而求助于货币宽松政策，美联储遂大印钞票。货币宽松的结果是，资金流入股市和楼市，进一步扩大资产泡沫，在化解银行坏账的同时，又为新一轮危机埋下了伏笔。政府无法为美国公司增加拨款，那么从资本市场融资如何？美国的资本市场一直被吹得神乎其神，号称有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哪里需要资金，资本市场就会往哪里输送资金。但华尔街却没有为美国铁路筹集资金。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这盘大棋尚在布局阶段，参与博弈者已经越来越多，充满悬念也精彩纷呈。近日，网上热议万达和万科携手合作，很多人吐槽“万万没想到”。仔细想来，在万达收购快钱实施“互联网＋”的轻资产化布局后，万万合作应是基于已有互联网基础的布局深化，这次基于庞大的客户群体和转型需求，双方在轻资产、商业地产、社区服务等方面发展目标基本吻合。因此，万万合作的重点无疑是在“互联网＋”布局的轻资产化。
战略新兴板将在制度设计上做出创新性安排，有利于接纳创新型企业上市。根据规划，战略新兴板将采用更具包容性的上市条件，淡化传统短期盈利要求，更关注企业未来持续增长能力；同时，在传统的“净利润+收入”的标准之外，引入以市值为核心的财务指标组合，形成多元化上市标准体系。更具包容性的上市条件为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公司上市开了绿灯，也为海外上市中概股回归打开了通路，更可以让使国内投资者便捷地分享中国经济创新转型的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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