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书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19日中国科技咨询协会。

迈向科技强国正在成为中国的新梦想。不过，我们准备好了迈向科技强国的新体制了吗？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降，中国科技体制的核心基础便始终是沿着西学模仿之后的“国产化和自主创新”之双轮体制来驱动社会进步的。原始创新被矮化到了几乎无法察觉到其存在的尴尬境地。毕竟，中国的原始创新一旦与厚重的、缘起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相比则不可能不相形见绌，显得过分简陋而不成体系。当然，中国原创科技之所以遭遇此种礼遇的根源更多地是由中国社会逐渐融入全球体系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毕竟，学习模仿和在西方原创科技基础之上进行的“延续创新”更具经济性和更符合国家理性以及集体理性的选择原理。相比之下，选择“原始创新”和“原创科技”在175年的历史转折中都不具有显著的理性偏好和优势。这一历史事实强而有力，无可争辩。然而，在中国获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尤其当中国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全球公认的第二大经济体时，以及在整个世界都陷入到全面的秩序失效和新秩序重构的大变局时代下，中国选择原创的发展道路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因为，只要原创才能引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摆脱当前的混乱和困境。

不仅在科技领域里世界需要原创，而且在社会体制和国际关系方面都需要原创力量的迸发与驱动。当然，对中国而言，我们更关注的是关于“原创科技”如何能够快速引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以便积极配合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那么，什么样的科技体制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原创以及原创科技在中国大地之春天的到来呢？

为此，我们的建议是：首先实现科技体制的创新转型——本着与时俱进的大原则，从“国产化＋自主创新”的旧体制积极且果敢地迈向“原创＋延创”为基础的新科技体制。其中“原创”即为“原始创新”；而“延创”则为在原始创新作为先决条件下的“延续创新”。一旦实施新基础驱动的“新科技体制”，不仅之前或原有的“国产化＋自主创新”的科研活动和资源配置可以继续实施和推进，而且之前无法被体制理性涵盖在其中的“原始创新”也将可以获得新体制的国家意志和配置机制的双认可。

由此，所有原先散落在社会不同阶层和角落里的“原始创新力量”和诸多原创性稀缺要素就可以犹如涓涓细水汇入江河、再汇入到大海一样地被聚集起来。因为，只有将“原创”纳入到科技体制转型的核心位置上，新的科技体制才会在体制行为的效率方面展现出对“原创”和“原创科技”的明确支持；否则，科技体制在“自主创新”和“原创”的支持比较中必然会偏好低风险的“自主创新”，而不会以体制理性的方式去支持高风险的“原始创新”。毕竟，绝大多数的“自主创新”都属于“延创创新”而不属于“原创创新”。而前者通常是已经有现成产业和市场作为强可行性证据来支撑其合理性的。

与之相反，支持和投资“原始创新”很可能或往往是潜藏巨大产业化和市场化风险的。那么，中国是否由此就应该选择只当“延创科技强国”，而无需招惹“原创科技强国”的诸多麻烦呢？为此，习主席在2014年6月9日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已经铿锵有力地给出了明确的回应：我们不可能借用别人的昨天再来装扮自己的明天。

显然，中国想成为“科技强国”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原创科技强国。

无疑，“延创科技强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因为，任何延创科技都无法保证一个国家可以成为“科技强国”。唯有“原创科技强国”才是“科技强国”的核心标识和出路。

那么，如何在现实理性和未来理性之间做出制度创新的选择呢？我们以为，在“原创＋延创”的新体制基础之上，同时还需要实施“2/8战略”，亦即，在创建新科技体制的初期，原创仅占体制权重的二成；其中八成仍由延创创新来充当——以此便可以有效维系“国产化＋自主创新”型体制的有效延续。第三，每两年便可以对“2/8战略”给予必要的重新审核，假以时日中国的科技创新体制便有可能转型为“50%原创＋50%延创”之迈向科技强国的原创驱动型科技体制。第四，为了配合从“国产化＋自主创新”之旧科技体制向“原创＋延创”之新科技体制的快速转变，国家和各省市需同时推出或打造各自的“原创清单”——国家原创清单、省级原创清单和市级原创清单，以及可能的“机构原创清单”。

如此，中国成为原创型科技强国的梦想才可能会真正展翅高飞。（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