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问题延续12年悬而未决,成为世纪难题。6月30日,伊核谈判六国(美、英、法、俄、中、德)与伊朗的外交代表再次聚首日内瓦讨论并签订最终协议。谈判结果看似近在咫尺,实则水深莫测。伊朗核问题的背后是美伊关系,美伊关系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中东形势。但是有两个趋势是明显的:首先,美国不会放弃中东的主导权,更不可能退出中东,但必须减负解困,为此,美伊关系已经打开的大门很难再关上。其次,今后不管谁在伊朗执政,民生和经济问题将是伊朗未来的首要问题。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伊朗在地缘政治上已经崛起,经济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两种趋势必将对中东未来的地缘政治带来历史性的变化。
最近,多数中国民众关注的是过山车似的股市。而在反腐方面,一场静悄悄但根本性的改革正逐渐展开。上月末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强调反腐运动中法规制度的重要性。根据习的讲话,18大以来反腐取得巨大成就,但总体形势仍严峻。尽管社会上有些怀疑,但习强调反腐不会停止。目前最重要的是包括相关法规在内的制度建设。此次传递出的信息一清二楚:反腐第一阶段基本过去,许多大“老虎”已被抓。这是巨大成功。大多数中国政府官员如今不敢腐败。
中国国务院4日发布名为《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强调透过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新加坡《联合早报》6日报道称,中国计划在未来十年推动互联网创新技术与平台和十一个经济社会领域深度融合,并提出到2025年,“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互联网+’产业新生态初步形成,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驱动力量”。
中国在南亚应有怎样的大国胸襟? 作为一个和中国同时存在竞争和合作关系的大国,印度对中巴和蒙中印缅这两个经济走廊是何态度?如果说印度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上态度暧昧,巴基斯坦的态度则更为积极。在印度中日之间高铁的竞争中,可能存在什么误区?大公网对青年学者林民旺、王旭进行了专访,将为我们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这盘大棋尚在布局阶段,参与博弈者已经越来越多,充满悬念也精彩纷呈。近日,网上热议万达和万科携手合作,对此,很多人“万万没想到”。仔细想来,在万达收购快钱实施“互联网+”的轻资产化布局后,万达和万科合作应是基于已有互联网基础的布局深化,这次基于庞大的客户群体和转型需求,双方在轻资产、商业地产、社区服务等方面发展目标基本吻合。因此,二者合作的重点无疑是在“互联网+”布局的轻资产化。
“东方物之所生,西方物之所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年表》这句话,虽然不能直接套用今天,但喻义颇多:改革开放发端于东南,收获于西北——正如“一带一路”所喻示的;改革开放主要向西方开放,尤其向东南方向开放,但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传统开放模式考验重重,开放重点从东南转至西北,这就是古丝绸之路的终点站——欧洲。
中欧关系迎来不惑之年。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生动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与欧洲一体化的巨大成就。如今,中欧关系正经历着从全球化自然分工到发展战略自主对接的巨大转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克强以总理身份第八次,也是今年第三次访欧,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容克投资计划”之道,推动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从全球化自然分工到发展战略自主对接的跨越,共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我们觉得中国应该选择符合国情和区情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因为中国比较大,三十多个省,其实地理条件、农耕条件都不一样,不能搞一刀切的模式,在我们国家很多事情其实都不能一刀切,而是应该注重发挥地方的特点。走出一条在互联网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融智+融资+融商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空城问题更多是市场决策导致的,要解决它,需要更多的市场发展和分散决策机制,而这不是行政问责就可以全部解决的。近日深圳召开国际低碳城市论坛。有记者专访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部长仇保兴。仇保兴列举了中国城镇化存在的诸大问题,空城问题是其中的一个大问题。空城问题的出现有很多自然的原因,但主要是这些因素和政府要做大城市的政策目标发生了错位。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地方政府官员,对其加强监督,控制其凭空做大的政策目标,让地方政府官员更加切合实际,是正确的选择。
6月24日,为期两天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结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中美双方达成了100多项协议,在促进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双边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合作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尽管两国关系已发射出诸多的积极信号,但仍然存在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问题,即在战略安全层面上,中美两国在亚洲到底能不能和谐共处?如果能,需要什么条件?如果不能,又是什么横亘其中,该如何移除这些阻碍?
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议》在北京签署,给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设定了基本大法,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不过,对亚投行的角色,坊间有不同观察。
中美两国共建新型的大国关系,是近两年国际广泛关注的议题。许多人意识到,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是多么重要。这不仅关乎着相关国家的民生,也直接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管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人们都对这个新型关系的建立充满期待和美好的祝福。因为世界需要一个崭新、平等,给世界带来安全的大国关系。
商业信用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卖方允许买方对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延期支付款项而产生的信用。商业信用可以为企业提供短期资金,在信用环境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商业信用是企业重要的外部融资渠道之一。
最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张锋教授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国外交话语改革的文章。文章刊出后,迅速引起了各路国际关系学者热烈的争论。有些学者认为主要是西方人士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曲解中国外交话语,因此不存在改革的必要。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为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必须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政策的沟通与对接。目前在6大经济走廊国家和地区当中,巴基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都与一带一路有明确的政策对接。
"3T"谈判均宣称旨在建成21世纪里高标准、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试图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全面实现零关税,并且要求消除非关税壁垒,使之成为日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样本,它们所带来的开放效应要远远高于既有的WTO,将成为成员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几乎每一个成员国都对其所带来的经济利好抱有十分乐观的预期。
此次“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强调投资、贸易便利化,并最终建欧亚自贸区,是经济合作的大战略。战后国际经济体系早已遭遇重重挑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是如此,欧美谈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就是为了继续制订全球化新的、更高的标准,防止中国等新兴国家制订标准。
伊朗核问题延续12年悬而未决,成为世纪难题。6月30日,伊核谈判六国(美、英、法、俄、中、德)与伊朗的外交代表再次聚首维也纳讨论并签订最终协议。谈判结果看似近在咫尺,实则水深莫测。
中欧关系正迎来史上最紧密合作的时期。去年是中国外交的欧洲年,今年就开花结果:欧洲国家的加入推动中国倡导的亚投行成为世界一流国际金融机构;作为投桃报李,中国决定大规模参与欧洲投资计划——容克计划。就在亚投行签署宪章的同一天,李克强总理以总理身份第8次也是今年第3次访欧,而习近平主席也将于10月份访英,这是中欧首脑外交热络的生动写照。
6月29日,57个创始成员国的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亚投行协定》,这标志着作为一个新兴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正在按照既定的节奏一步步从构想落地为现实。对于在亚投行占股最多的中国来说,也需要迅速调整心态,从当初成功争取众多创始成员的喜悦中冷却下来,去严肃思考亚投行在今后正式运行中的各种风险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