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的竞选活动中，夏巴兹·谢里夫就建议通过建立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来改善中巴经济走廊的质量，并提高联合项目在巴基斯坦经济中的作用。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晋京在《环球》杂志2024年第11期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的经济实力，很大程度上由其花钱能力、挣钱能力以及“印钞”能力共同构筑。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消息，5月29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举行听证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该听证会将在必要的情况下持续到31日结束。
由于一个关键的市场数据源出现故障，导致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波克夏的A级股票）股价急跌99%，价值达数十亿美元。停牌前，波克夏A级股票的交易纪录不足4000笔。
“在研究和规划绿色金融的进程中，确立理论和战略的锚至关重要。”刘元春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学术研究和战略谋划提供了新的标杆和锚，强调了生产力发展、人民福利提升以及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5%，较此前预测高出0.4个百分点。IMF方面表示，这一调整主要基于中国一季度GDP的强劲增长态势以及政府近期推出的有力政策措施。
6月2日晚，英伟达创始人和CEO黄仁勋在COMPUTEX开幕前发表了最新的主题演讲。黄仁勋称：“”英伟达将一年推一款全新芯片，没有英伟达就没有今天AI的一切。”英伟达是今天生成式AI浪潮里最大的赢家，而黄仁勋要告诉世界，这一切跟运气无关，是英伟达预见并用实力创造了今天的一切。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金融行业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在接受《经济》杂志专访时表示，金融资源的配置要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新的变化来进行调整，不断优化金融支持方式，调整工具运用思路，以助力创新成果的产出。
最近，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提出了对中国经济韧性的深刻见解，挑战了国际舆论场上一个所谓“中国经济将长期放缓”的论调。拉迪认为，尽管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中国经济的韧性远超外界预期。
受西班牙100亿欧元债券发行的推动，今年欧洲债券发行量突破了1万亿欧元（1.1万亿美元）大关，打破了2020年6月9日创下的发行速度纪录，当时各国政府在疫情暴发的前几个月提高了预算。
近期围绕房地产市场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触及到中国房地产这一轮调整的本质，有助于市场的稳定，将会起到根本性的改善作用。同时，很多政策是中期定位而非短期定位。政府起到市场稳定和市场撬动的效应，目前政策的规模应该能够起到启动效应的作用。
5月24日，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大基金三期）成立，注册资本3440亿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认为，此举是顺应金融改革和国际竞争态势的结果，半导体产业发展有赖中国举国体制优势。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日前做客一档YouTube节目时分享了他对中美关系的一系列看法。他强调，中国不是对美国的“威胁”，而是对美国霸权构成了挑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已经处于一种“神经质”的状态。
碳环境容量是一种重要的生态产品，实现其生态价值是完成“双碳”任务的必然要求。通过对自愿碳交易标准及交易市场的理论分析，我们发现自愿碳交易标准是解决产权经济学中外部性问题的创新方式，为碳环境容量这种新型且抽象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量化方法，将以往的产权界定问题由仅界定产权归属拓展到既界定产权归属又界定产权数量，使众多类型的碳环境容量增益形式得到量化，转化为多样化的可监测、可度量的碳交易产品。
现行分税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税权关系上，大量采用分成办法。本章研究认为，在稳定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前提下，分税优于分成，分税制改革的思路应是分税为主、分成为辅。
近期的金融话题很多，看法也不统一。一季度央行披露了广义货币M2达到了304.8万亿。一方面说明央行在不断大放水，另外一方面，现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在不断增强。
过去几年，我们对“代表性股票指数是否能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这个工作不容易。尽管在某些市场或特定行业中，如汽车行业，其增长与上市公司板块的指数之间关系较为密切，但整体而言，股票指数与宏观经济之间找不到显著的联系。
随着财政预算管理中静态配置与动态发展、复杂结构与运行分割以及合规运行与有为治理间矛盾的加大，如何以有限财政预算资金实现有效公共服务、提高财政预算资金使用效率，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借鉴企业管理模式改进财政预算的路径之一，历经“协同—结果—统筹”的探索过程。
近日，财政部发布《2024年一般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有关安排》，其中超长期特别国债涉及期限为20年、30年、50年。本次特别国债的发行是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后几年连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措施在今年的落地，本次特别国债发行一万亿元。
刘元春指出，新质生产力发展反映了重要的时代要求：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重大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持续涌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融合不断加深，大力培育未来产业已成为引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开辟新赛道、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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