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国刚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易凌云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本文转自7月3日社会科学杂志。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擘画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新蓝图，确立了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指导思想、立场方法、主要特征和工作目标。2024年1月1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模式有着本质区别，“八个坚持”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落实的立场、观点、方法；要走实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紧扣“六个强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积极培育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两次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指向明确、内涵深邃，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遵循

走什么路、向什么方向走？是各国金融发展首先需要明确的论题，中国也不例外，一旦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南辕北辙，干劲越大就将离正确目标越远。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新征程，决定了中国金融发展必须沿着这一正确道路前行，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中金融强国建设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凸显了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一是金融既犹如人体血脉遍布国民经济从宏观到微观的方方面面，又犹如血液循环为经济运转中各个部门、各类活动提供支持。金融通过资金流动影响着实体经济部门、事业单位和行政机构的各项活动、结构调整和发展步速。二是犹如体检中的生化指标功能，金融运作通过观察和分析货币供应量、资金配置（包括资金流向、流量和流速等）、金融产品持有（包括资产组合等）和交易状况、利率和汇率走势、金融市场动态（包括交投活跃程度）等指标，不仅可以及时地了解和把握国民经济发展的动态和经济运行的健康状况，而且还能尽早地发现经济运行中的风险状况，为选择恰当的应对之策争取时间；同时，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各种治理效能、结构优化和可持续能力等也将在金融面上得到反映。三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体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际间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保障、海外投资的拓展、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预警和化解等也都与对应的金融运作密切相连，在一些场合，金融甚至成为先行军。在金融学说史上，罗纳德·麦金农、爱德华·肖从破解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出发，研讨了利率、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功能；兹维·博迪和罗伯特·莫顿曾揭示了金融的六项功能，但他们均未能从国民经济有机整体角度认识金融的“血脉”功能。这一功能从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一致性上决定了，要推进经济强国必须建设金融强国，或者说，金融不强就不可能有经济强。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尊重现代金融的发展规律。规律是事物发展中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任何规律均有其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在实践中，人们不可能创造和消灭它，但能认识它，通过创造条件来利用它的正面效应、限制或弱化它的负面效应以达到预期目标。金融发展规律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客观必然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具体地表现为信用货币创造规律、货币流通量规律、利率规律、汇率规律、收益资本化规律、债市规律、股市规律、期市规律、风险—收益规律、国际收支平衡规律等等。每个规律都有其存在和发挥功能的条件，随着条件的变化，它的具体表现形态和效应也将发生变化。遵循现代金融发展规律，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一是有利于预测金融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形成与客观逻辑相对应的发展计划和发展目标；二是有利于调整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把握好实践的步速、规模和节奏，充分发挥规律的正面效应，达到事半功倍效果；三是有利于利用各种金融规律之间的协同性、互补性、替代性和制约性等机制，展开金融的组合运作，化解风险，实现预期收益。金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尊重它、依其内在机理展开金融活动，才有可能实现人们的预期；一旦违反了规律的内在逻辑，金融活动就将面临失败（或付出严重代价）的风险，并且可能为后续的金融活动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

金融发展规律反映的是各国（和地区，下同）金融发展中的共性特点，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过程中，通过持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中国金融发展的特色日益凸显，“这就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八个坚持”决定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模式有着本质区别，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中，“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立场和最终目标；“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法。“八个坚持”是一个有机整体，不仅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的认识问题，而且明确了金融工作“怎么干”的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更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马克思以其毕生精力深入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金融发展规律，得出了一系列鞭辟入里的认识。但他生活在19世纪中叶前后，只能以当时（第一次产业革命后期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前期）的经济实践为依据展开理论研究，不可能直接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金融规律、主要特点和发展目标，更不可能从指导思想、本质特征、内在机理、工作方法等方面认识到一个发展中大国该如何走好具有自己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它决定了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相契合的金融理论只能产生于中国实践。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和中央造币厂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诞生的。近百年来，红色金融事业的发展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金融发展围绕经济新常态、发展方式转换、发展动力转变、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破解了诸多改革难点，渡过了繁多激流险滩，取得了骄人业绩。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就是要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这既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本质特征，也是确保金融工作朝着正确方向展开、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2023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精辟地指出：“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最大依靠。”“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想人民群众之所盼、谋人民群众之所求、解人民群众之所急，着力改变金融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提高人民群众的金融服务可获得度和满意度。人民性是中国理论发展、历史延续和实践过程的内核和基因。

二、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核心要素

金融强国建设是经济强国的组成部分，由此，要加快金融强国的建设就必须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这不仅是因为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和价值的经济部门，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金融的天职就在于推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是因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条件，金融之“毛”只有依附于经济之“体”才能生存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程度、步速和水平决定了金融强国建设的进程和水准，一旦离开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金融强国建设就将迷失方向、缺乏动力和度量标准。金融强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走实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今世界，金融是大国博弈的战略之地。在经济制裁、科技封锁和军事对抗背后，金融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些事件中，金融之战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军事冲突。即便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要成为金融强国，也绝非通过闭门造车、自说自话便能达成。金融强国的地位在全球竞争中形成，其标志是中国在各主要方面具备引领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能力，同时，货币、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和金融人才队伍等六个关键核心金融要素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

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看，18世纪至19世纪期间得益于第一次产业革命成就的支撑，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经济实力和黄金储备支撑了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要成为国际核心货币需要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货币数量足够大，能够满足持续扩大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交易等的需求；二是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交易中处于主要标价货币和交易货币的地位；三是在各国货币储备中占居较高的比重；四是以汇率计算的币值较为稳定（或有升值趋势），有利于维护持币者的利益；五是货币载体、清算机制等能够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进步最新成果，高效快捷安全地为交易各方完成资金清算。从这些条件看，人民币已具备做强的实力。一是人民币数量已足够大，2023年底中国M2达到292.27万亿元人民币，美国M2仅为20.87万亿美元，欧元区也仅为15.13万亿欧元，中国的M2大于美国和欧元区M2之和；二是2005年7月汇率改革以后的18年内，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长期处于升值（虽然区间有所波动）态势；三是中国已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到2023年底全球已有139家直接参与者、1345家间接参与者（其中，亚洲998家，欧洲233家，非洲48家，北美洲29家，大洋洲20家，南美洲17家）；四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22年5月11日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由10.92%上升至12.28%。但从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看，人民币的短板仍然明显。在全球贸易融资中，2023年底人民币占比从2022年的3.91%上升到5.07%，但依然远低于美元占比的82.84%；在全球国际支付份额的占比中，与2022年相比，人民币从2.15%上升到4.14%，成绩斐然，但依然低于美元的47.54%、欧元的22.41%和英镑的6.92%；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中，2023年第三季度人民币仅为2.37%，不仅远低于美元的59.17%，而且低于欧元的19.58%、日元的5.45%和英镑的4.83%。这些情形表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的应用强度不高。要提高人民币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应用强度，需要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是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进程，加深介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操作能力和影响力，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优化对外信贷结构，深化国际间的货币合作，为人民币做强创造条件；二是推进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金融市场的更高水平开放，加快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积极推进新发展格局构建；三是完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宏观调控机制，构建破解“特里芬难题”的政策体系，建立应对国际收支长期逆差（尤其是国际贸易长期逆差）的政策工具库。

中央银行是否强大，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中，是一个历史的范畴。1944年之前，借助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成就和殖民地的开拓，英国成为日不落国家，英格兰银行如影随形地成为全球最强大的中央银行。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日盛，美联储上升为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力则日渐衰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要成为全球强大的中央银行，需要具备六个方面条件：一是国力足够强大，中央银行在调控本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系统运作机制，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从而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国际上各种复杂局面；二是央行的资产规模较大、机构和人员数量较多，能够满足及时进行海内外信息收集、处理和作出应对之策的需要；三是货币政策框架和操作机制日臻成熟，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间目标、传导机制等清晰有效，该国货币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主要的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力；四是能够娴熟地运用利率机制、汇率机制调控本国货币在国际间的流向、流量和流速，维护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均衡和货币均衡，实现国际收支动态平衡；五是拥有与现代信息技术相接轨的功能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是金融、会计、监管等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同时，拥有强大的国际支付清算系统，能够满足国际清算的需要；六是形成了一套防范化解风险的政策体系，有过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建立了预测、预警和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工具体系。从这些条件看，中国人民银行已具备做强的实力。一是中国的国力日益增强，国家统计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GDP总量已达126万亿元（相当于17.89万亿美元），与美国的27.36万亿美元相比，差距正在缩小。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调控的过程中，经历了加入世贸组织后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人民币汇率改革、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冲击、新常态下的经济金融调整、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债市股市等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新时代金融发展动能转换、疫情冲击下的保市场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金融发展机制创新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二是2023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已达45.70万亿元，与美联储同期资产7.71万亿美元相差不大，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数和人员数均大于美联储，能够满足“做强”对海内外信息收集、处理和作出应对之策的需要。三是自1999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和操作机制日臻完善，形成了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组合成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从币值稳定向金融稳定延伸，中间目标从多元结构向M2增长率聚焦，调控工具在总量工具基础上增加了结构性工具，传导机制已扩展到信贷渠道、利率渠道、资产渠道和汇率渠道，调控机制统筹了数量型和价格型；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力。四是在持续推进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快人民币跨境交易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充分运用利率机制、汇率机制调控人民币跨境的流向、流量和流速，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维持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五是在充分利用现代数字技术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全面推进了金融领域的数字化建设，构建了与现代信息技术相接轨的功能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借助互联网展开的移动支付位居全球第一，逐渐向强大的国际支付清算系统靠近。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化解金融风险、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预测、预警和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工具体系，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维护了中国经济金融系统的稳健性。要成为“强大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在四个方面发力：一是进一步深化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弱化行政干预，推进货币政策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换；二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运用汇率机制扩大国际影响力；三是有效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在金融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商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完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四是健全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构成，增加通晓国际经济金融事务的成员。

金融是否强大取决于一国金融机构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中的竞争力。在历史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大多与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应，其中包括英国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美国的摩根财团、花旗银行、大通银行、高盛集团、美林公司、大都会集团等。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成为全球强势的金融机构，需要具备五个方面条件：一是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各主要金融活动区域（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热点地区），既能获得最新最有价值的业务信息，又能充分体现出领先优势；二是有一支（乃至多支）能够深度分析国际金融市场动态、有着丰富国际金融市场操作经验、能够娴熟组合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和持续展开金融创新的高素质团队；三是各种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能够协同配合，基于分工协作基础上展开对客户的综合服务；四是有着一套（乃至多套）建立在现代信息科技基础上的数据库、比较充分的算力和数字化服务体系，能够为客户提供快捷高效的信息分析、业务咨询、风险评估及其他服务；五是有着足够规模的资金实力、比较完善的风险内控机制，对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大宗商品市场）交易走势有着明显的影响力。从这些条件看，中国金融机构已部分具备了做强的实力。一是中国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已有遍布全球各金融中心、金融热点地区和主要金融活动区域的分支机构，2022年末五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境外的分支机构数量达到1072家、资产量达到14.24万亿元，覆盖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中国人寿、平安保险、中国再保险等位于全球保险业前列，2023年6月末，6家中资保险公司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分支机构达到15家，覆盖8个国家和地区；证券公司以各种路径在海外也设立了一些分支机构，海外资产超过了1万亿元。二是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足够大。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452.82万亿元，其中，银行业资产为409.77万亿元，证券业资产为13.46万亿元，保险业资产为29.59万亿元。据英国《银行家》杂志统计，在全球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前10大商业银行中，工、建、农、中、交五家银行榜上有名，其中工、建、农、中位列前四。三是在长期的海外经营运作中，中资金融机构已比较充分地知晓了所在地的法律、经济、财务、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等情况，形成了具有较丰富国际金融操作经验、熟知国际金融产品特征、能够组合运用各种金融机制服务于客户的操作团队，在融入当地金融市场的竞争中，不仅站住了脚，而且正在不断拓展广度和深度。四是中资金融机构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数据库、数字化服务方式和风险内控机制，并将境内成功的运作经验与所在地的需求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融服务模式。中资金融机构要做强，还需要在四个方面发力：一是整合位于海外的各类中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形成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在国际竞争中的协同作战能力，利用好所在地的法律、财务、文化等空间，向当地客户和国际客户提供多元化的综合服务；二是深耕国际金融市场，深入研究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在机理和变化规律，进一步提高操作技能，培育能够独立展开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高水平团队，为中资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化解国际金融风险提供高端服务；三是密切关注现代信息科技（如量子技术）的发展动态，增强金融创新能力，将国内实践证明已成熟的金融运作方式（如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等）引入国际金融市场，建立比较完善的数字化服务体系，为中资企业和他国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分析、业务咨询、风险评估及其他服务。四是以实力说话，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展开深度合作，提高在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形成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金融强国必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历史上，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支撑了英国金融强盛，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美国金融强盛的标志性产物。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具备五个方面条件：一是国力强实，对全球经济、贸易、投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二是金融市场充分对外开放，实现了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基本可兑换，且金融市场中交易的金融产品在数量、品种、层次等方面能够满足海内外各类投资者的需求；三是资金跨境流动比较方便，是国际资金流动的集散地；四是有着足够数量且高水平的服务于各种金融活动的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咨询机构等）；五是信息传递快捷，各种电讯机构、媒体机构连接了全球各地，能够及时发散和聚合全球经济金融信息。从这些条件看，中国有着建成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实力。2023年9月28日，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了“第34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34）”，在全球各大金融中心中，中国香港排名第4位、上海排名第7位，反映了上海已基本具备成为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实力。具体来看，一是从2001年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2020年）》起，上海就一直在按照国际标准积极推进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目前，“五个中心”的建设已有明显成效，集聚、辐射、交易和配置资源等功能都有了长足提升。上海长期以来是中国的现代科技创新、高端工业生产、金融市场交易、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等的引领之地，有着成为强盛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基础。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72万亿元，继续保持全国中心城市经济总量第一的位置。二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就是中国的金融交易中心，不仅有着全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金融衍生品交易所、票据交易所、黄金交易所等，而且中国人民银行管辖的银行间市场、外汇交易中心等也位于上海。在30多年的发展中，上海在开展金融活动的过程中抵御住了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应对了一系列金融交易波动，加大了对外开放程度，实现了沪港通、债券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实验区，积累了丰富的资金管理、市场运作、交易激活、风险防范等经验。三是上海已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咨询机构等，业务遍及亚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区域，同时，上海有着一大批创新人才、市场精英、科技精英和国际交流人才。四是5G移动通信技术已覆盖上海全市，大大提高了上海与全国和海外的信息传递便捷程度，各种电讯机构、媒体机构能够及时聚合发散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信息。上海要做强国际金融中心，还需要在五个方面发力：一是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更加深入地按照市场规则展开运作，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高新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的能力；二是加大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程度，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管道式开放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黄金市场等试行管道式开放，增强主要交易品种的国际定价权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同时，将对外开放的成果制度化；三是加快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扩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聚散空间和辐射效应，同时，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供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四是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吸引全球各类高端人才汇聚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五是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在吸收借鉴海外高端金融产品、金融运作模式和金融服务方式的条件下，展开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创新，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监管不可能独立存在和发展。在金融发展史上，强大的金融监管通常与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和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相连接，既是金融强国的构成部分，也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机制，因此，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英国金融监管、20世纪中叶以后的美国金融监管都显示了强势的特征。强势的金融监管有着四个特征：一是所在国的金融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由此，在对本国金融活动进行监管时形成的监管制度、体制机制、监管举措和监管方式等被证实为在全球具有引导力乃至领导力；二是借助货币金融在国际领域的实力，成为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创立的发起者、国际金融规则（包括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主导者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维护者；三是具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包括国际金融风险）的综合能力，拥有雄厚的处置风险的各种资源，建立应对风险的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和处置机制体系，即便国内发生了金融危机也能及时地予以应对化解；四是有着很强的金融监管创新能力，能够与科技进步、金融创新相对应地提升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水平，昭示着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和重心。从这些特征看，中国金融监管已具有做强的实力：一是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对应，中国金融规模已居全球前列，有效抵御了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凸显了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系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在着力处置重大风险点、化解金融风险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3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3万亿元，不良贷款率降低到1.62%，拨备覆盖率达到205.1%；各项流动性指标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资产规模2000亿元以上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达到151.6%，净稳定资金比例达到125.5%，资产规模2000亿元以下银行的优质流动性资本充足率达到269.4%。三是中国金融监管组织框架日臻完善，从原先的“一行三会”架构转向了2018年的“一委一行两会”架构再转向了2023年的“两委一行一局一会”架构，实现了党中央对金融活动的全面领导。四是金融监管部门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展开金融监管活动，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指标体系、预警机制和处置机制。五是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充分与各家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及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合作，不仅达成了一系列备忘录和合作协议，而且形成了信息共享、联合监管、协调行动等机制。中国金融监管要做强，还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坚持多边取向，深入研究各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及其演化的历史脉络，分析把握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特点，进一步拓展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领域，积极介入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修改，提高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二是紧跟中资金融机构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步伐，提高对国际经济金融动态的信息分析能力，及时调整监管方略、监管机制和监管方式，促进金融监管水平不断提升。三是密切关注国际金融风险变化及其溢出效应，完善国际金融监管指标体系，积极构建国际化金融监管新机制。

经济金融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金融强国必有强大的人才队伍。在历史上，英美成为金融强国均依靠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为中坚力量。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有着四个方面特点：一是它通常是一个各人均有专长、通过分工协作所形成的高水平专业团队；二是团队中的成员大多具有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和维护团队竞争力等精神；三是他们有着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国际经济金融运作经验，能够充分运用国际视野分析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现象和相关数据，洞察把握事件的动态走向；四是他们能够及时学习最新的科技成果，提高工作技能，善于抓住国际经济金融机遇，挖掘未来的潜力。从这些特点看，中国已具备了打造强大金融人才队伍的条件：一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的高水平开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境内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空前提高，持续培育锻炼了中国金融人才队伍。二是在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各家中资金融机构均已认识到金融市场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因此，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培育锻炼专业化人才和从海外引入人才，锻造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专业团队。三是中国金融人才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善于创新精神，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转型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新领域、创造新模式、推进新产品，有着比较丰富的金融市场运作经验和敏锐的国际眼光。四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诚实守信、合作共赢、以义取利、守正创新等理念已落实到他们的业务活动中，有利于在坚持多边原则的基础上开拓国际金融业务，提高与竞争对手的合作水平。打造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还需要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深入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贯彻“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的原则。二是加大引进理工农医等专业的毕业生，提高金融人才队伍中出身于自然科学科班的人员比重，推进金融运作团队更加深入地了解把握实体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趋势，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三是进一步加大对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利用轮岗、合作、培训等机会选送青年才俊到海外金融机构深造，加深他们对国际金融市场运行规律和特点的认知，提高他们的操作技能和团队精神。

建设金融强国应具备的六个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既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有机统一整体，缺一不可。这六个关键核心要素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建立由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构成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过程。

三、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保障机制

加快金融强国建设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这既是思维方式也是工作方法。所谓“稳”，是指先认识清楚了新现象新变化的内在机理，看清了想清了再谋动，先立后破。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推进路径，而不是休克疗法。稳中求进，形式上看似乎“慢”了，实则为“快”。内在机理是，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工程，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行稳才能致远。如果急功近利，一旦失误，将给后续的改革开放带来严重阻碍。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稳”要求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好经济金融各方面关系，提高经济金融发展的质量。但“稳”不是目的，它并非停滞不前、固步自封，“稳”的目的在于“求进”，既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高的新成就，实现前后过程的顺畅衔接，又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推向新阶段，达到新高度。只有“求进”，才能巩固和拓展“稳”的成效，使“稳”更加提质增效。

加快金融强国建设必须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坚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从理论上说，风险是经济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在实践中，它表现为经济金融活动中的损失。即便人们把握了已有的各类信息并及时进行了分析处理，也不可能完全把握随后经济金融活动中的各类变量所产生的综合变化，充分洞察对应风险。一旦风险的发生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和可掌控的范围，突发的损失就将严重影响经济金融的发展。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活动的伴随物，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在微观主体难以充分及时化解的条件下，可能通过银行信贷、公司债券等路径传递到金融层面，形成金融风险。二是金融活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对着经营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这些风险如果聚集爆发，不仅可能引致单家金融机构经营运作陷入困境，而且可能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联结传递，甚至可能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国际风险。国际间的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风险会通过国际信贷和国际债券等扩散，引致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按理说，金融系统可以通过识别、评价、组合（或分散）和管理等机制防控化解风险，与经济系统的其他机制相比，有着防控化解风险的独特优势。但这一机制的发挥，需要有一系列条件相配合。中国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体系，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实体企业经营运作中产生的风险很容易通过信贷和公司债券等渠道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聚集，由此，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和复杂程度明显增大。在推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过程中，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建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识别机制和处置机制，努力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同时，健全完善有着硬约束力度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二是在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持续有效地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当前尤其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三是要坚决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维护金融活动的法治秩序。

加快金融强国建设必须全面从严加强金融监管。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界定了各种经济金融活动的规矩和边界，维护着市场竞争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护了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在金融强国建设中，完善法治需要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体系，但法律制度的内在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金融监管机构的履职才能落地，转化为经济金融实践活动的规范。全面从严加强金融监管，一要依法将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各种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努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坚持“同一业务、同一标准”的原则，围绕金融机构全周期、金融业务全链条和金融风险全流程展开持续监管，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二要真正落实“从严”的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严格执法、敢于亮剑，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执法，实现金融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空白、不留真空地带；要审监联动、行刑衔接、法纪贯通，着实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三是要建立协同监管机制。金融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提升金融监管的前瞻性、有效性和协同性，金融监管部门和宏观调控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必须切实履行各自职责，在明确职责、协作配合的基础上，既分工履职又通力合作，建立各部门协同监管的权责一致机制，做到同向发力、各司其职、有责同担。四要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依法规范金融市场的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有效引导市场参与者的投资预期，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避免形成突发性金融风波。五要紧抓稳妥化解金融风险这一主线，统筹稳定、发展和监管的辨证关系，在稳定大局的条件下把握好金融监管的时、度、效，聚焦影响金融稳定的“关键事”“关键人”和“关键行为”，严防道德风险。六是加速提升金融监管的科技水平，加大金融监管数字化发展力度，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快速系统地发现风险和识别风险，精准锁定和处置初露端倪的金融风险。

加快金融强国建设必须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国的国际竞争力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在全球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和效率。面对全球经济金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国际霸权威胁，中国要充分贯彻多边规则，引领发展中国家构建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就必须加快提高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在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提高对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加快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应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取向，一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加快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制度机制的前瞻性、权威性和有效性。二要全面落实已出台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中金融领域相关规则，精简审核流程和限制性措施，提高对外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营造更加良好的外商投融资环境。三要进一步完善共建“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形成中资金融机构进入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的快捷机制，提高优质金融服务能力，为实体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金融支持。四要加强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扩大管道式开放的规模、内容和质量，提升中国境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和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五要统筹开放与安全，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密切关注资金出入境的流向、流量和流速，稳慎把握好双向开放的渠道、节奏和力度。

加快金融强国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支持和推进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机制。如果说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于国民经济的供给侧的话，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侧重于国民经济的需求侧，在中国特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供求始终是市场机制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推进机制和行动内容，一要紧密结合实体经济部门的需求展开，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部门在结构调整、质量提高和创新发展等方面的能力，也从创造条件、提供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等方面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部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要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改革深化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没有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路径创新就不可能有改革深化。金融创新不是简单的变动，更不是无理胡来，它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必须遵守的规矩，由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以市场化法治化为圭臬。毫无疑问，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也存在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执法机制的情形，但这些调整应贯彻“先立后破”的理念，即先弄清楚了要“立”什么、“立”的依据和效应等，再“破”原有的条款，不可无规矩地盲目“破”。三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深化金融改革，打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金融堵点，破解实体经济在境内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难点，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四要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五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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