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本文转自7月5日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崭新的经济学理论范畴，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点，就理论概括而言，“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就实践需要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培育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做出了进一步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安排。中央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围绕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积极建设性回应。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的重大问题。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学理论上的

重要创新和发展

1.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所谓新质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从根本上说，生产力是人类运用生产资料通过与自然之间能动的劳动过程创造财富的能力，即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形成的生产能力。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作为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劳动生产力”构成要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也就是说，生产力是人类与客观物质世界间能动过程中的劳动生产力，其构成要素包括劳动者、生产资料、自然条件，其组合方式包括技术方式和社会结合。

从自然形式上看，这种生产能力包括质和量两个基本方面的规定。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主要在于由相应科技水平决定的生产力的要素及构成的有效性，即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在于科技决定生产力的“质”，进而决定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生产力的“量”的规定性主要在于由既定生产要素数量和投入决定的生产力的产出规模，即财富生产数量和相应的生产量的可能性区间。从社会形式上看，这种生产能力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能动的变换过程中形成的创造财富的物质力量，具有自然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两重性质。社会历史形态上的生产力本质上是指生产的社会方式，即生产关系。自然形态的生产力（物质生产力）质和量的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形态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社会形态的生产力的结构和历史特征，从制度上制约着自然形态生产力发展和解放的可能。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比以往的总和还要多。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生产力的自然物质形态和社会历史形态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中实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在阐述这一矛盾运动过程基础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之所以说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力量，首要的原因就在于自然物质形态和社会历史形态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创新性和制度革命性。

首先，新质生产力强调，作为自然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质”的变革，即生产力要素禀赋和组合方式的深刻变革，从而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根据要素禀赋和组合方式的变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内在逻辑，创新驱动是核心动能，是生产力“质”的变革的突出特征。因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这些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展规律。以“量”的合理增长体现“质”的变革效率，实现新质生产力推动的经济发展的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统一。其次，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力发展关键在于生产关系完善，即基本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发展成就，表明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决定性意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要求。

2. 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学说的主要变革

在经济思想史中，“生产力”范畴的提出是与要素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如重农学派、重商主义等，所总结的劳动的生产性即生产劳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都是指具体的要素在提供或制造财富中的作用及程度大小。直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沿袭着这一传统。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及相应生产劳动学说，同样承认生产力的基本构成是各类生产要素及其构成，并将其大体概括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不同类别，这些生产要素在一定的技术方式和制度方式的组合下形成系统的生产力。但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学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学说，一是在自然形态上，除承认不同要素具体的生产性及生产能力之外，更集中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能动的物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力的一般性和客观性，即“物质生产力”，并且在阐释生产力的客观物质一般性的过程中，尤其强调人作为劳动者的能动性和重要性，是生产力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即最重要的是“劳动生产力”。二是在讨论劳动与价值源泉的关系上，马克思承认包括各种劳动资料和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对于作为使用价值形态的财富生产具有不可或缺性，对于产品的生产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作用，但就商品价值而言，只有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人类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效用”。这不仅深刻指出了庸俗经济学效用价值论（服务价值论）的根本谬误，而且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在价值论上的二元性局限。三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自然形态分析与社会形态的分析是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体。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学说，在分析劳动的生产性过程中，关于“生产性”是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统一中定义的。生产劳动一方面要创造财富，生产具体的使用价值（有用性），另一方面要体现特定社会历史生产性质，体现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性）。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作为“物质生产”必须创造财富，体现大机器工业的生产能力，作为“社会生产”必须创造剩余价值，体现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目的，二者缺一不可，即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称其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从而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将生产的自然物质技术性与社会发展历史性割裂开来的倾向。

3. 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重要发展

（1）在生产力经济理论上，强调生产力自然形态构成上的发展和时代化。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生产力学说是对制造业工业革命的历史回应，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是对大机器工业化发展时代的科学回应，那么新质生产力学说则更体现对新的信息时代科技创新驱动下的产业革命的时代性历史性回应，赋予新质生产力“质”的新结构性定义，强调新质生产力“质”的变革核心是要素禀赋变革及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更具经济技术发展的时代化新特征。“新质生产力”的“新”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从物质生产力本身发展历史进程看，实质上是新的生产力逐渐改造和替代“旧”的生产力的迭代式升级过程。这个升级过程的核心动能在于生产要素质的变革和生产要素技术组合方式（生产函数）的根本改变，即要素禀赋演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产业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演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迭代以新产业培育为基础，产业结构演进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函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则是创新的函数，产业和产业结构变化则是这种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体现和载体，进而生成系统性的生产能力迭代，这种迭代界定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新质生产力”论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上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做出理论回应，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学说的运用，更是对新时代生产力演进规律的揭示。

（2）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强调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术语的革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要素生产力论和全要素生产率范畴是建立在“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所说的“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等要素生产力思想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因此，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所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更不是对资产阶级传统“效用价值论”的沿用，而是指在生产自然物质技术意义上创造财富和使用价值的效率，不是指商品价值源泉意义上的创造。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和使用价值（产品）的存在形式仍然是商品货币形态，其运动过程仍然是市场竞争机制，因而要素本身仍然是商品、要素系统性集合为生产力创造出的财富（使用价值），仍然要以商品价格总额的形式存在。所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既可以体现为具体的使用价值生产上的具体劳动效率的提高，也可以体现为以商品价格计量的价格总额以及产出水平的提升。把“全要素生产率”范畴引入“新质生产力”，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命题，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造性坚持。

（3）在发展经济学上，强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逻辑的新突破。在经济发展史上，尤其是战后许多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之后，发展命题成为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实现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政策方案又大都出自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学家之手，形成了所谓“发展经济学”，但实践成效并不显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创造的奇迹，表明只有打破这种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上的西化迷思，才能走出真正具有符合国情和民族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均已发生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我们能够也只有坚持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才能真正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可能，而且具有紧迫的历史需要。

从发展的可能性上说，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某些领域和产业已经具有领先或并跑优势；二是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时代特征和规律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突破性发展创造了机遇，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当中，许多方面的技术创新具有鲜明的前沿性和开创性，“无人区”的存在可能降低对原有科技创新的路径依赖程度，为我们提供了大体相同的起跑线，使我们在一些领域可能摆脱“后发”劣势并实现赶超，科技创新的突破性进展的不确定性本身也提供超越的可能；三是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和相应的经济体量，不仅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和相应的技术创新、产业突破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和应用场景，而且可以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提升创新的市场竞争力。

从实现的必要性上说，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在新的约束条件下，特别是发展绿色化、数字化以及相应的人口年龄结构等方面发生系统性改变的环境下，仍然沿袭原有的发展方式很难达成，必须贯彻新理念，培育新质生产力，才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二是在国际竞争新格局下，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互补性逐渐减弱，竞争性不断强化，在原有的分工体系和结构格局下，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与发达经济体展开竞争，才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体系中获得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理论立足当代科技革命的世界潮流，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系统地突破了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理论指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践

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1.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载体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培育的动能首先在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带来要素禀赋的变革和赋能，带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形成新的产业革命和产业结构质态演进。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高度的历史提升。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也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结构转换是长期的，而量的增长在短期里可以实现；结构失衡是深刻的矛盾累积，而总量失衡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取得明显效应；结构转换的动能在于技术创新，而创新具有极为突出的不确定性；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有着深刻全面的要求，而制度创新又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失衡远比总量失衡深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不仅体现在量的方面，特别是人均水平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质的方面，即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差异。新质生产力切中了发展的要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新兴产业和结构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科技创新切实体现为新质生产力，就必须将科技创新产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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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规律

一是科技创新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和所提出的要求。二是必须遵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三是需要重视发展中大国特殊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补短板”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性，守住大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底线，又要“壮强项”，“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3.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演进规律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质态变革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障碍和困难在于结构变革中的一系列矛盾。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创新驱动促使生产要素禀赋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核心，紧紧抓住产业变革结构升级这一关键，否则便失去其应有的发展意义和先进性。

二是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革命和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具有一定的客观历史逻辑性。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不是一味“跟跑”，而是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及教训，特别是吸收科技创新成果，降低发展成本，实现重要领域的突破甚至“领跑”，但一定要建立在牢固的发展基础之上，不能超越经济社会的可能和需要。主观地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唯心臆想的政策提升，只能加剧形成经济泡沫、创新泡沫，从而加大发展成本和风险，最终结果还是要被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强行纠正过来，但由此国民经济发展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错失真正的历史机遇，使现代化的目标实现进程严重迟滞，甚至中断。事实上，在现阶段，结构演进重点在于协调好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传统动能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培育之间的关系。

三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过程中，由于在“无人区”的科技创新具有更突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代世界科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结构迭代动能转换的深刻变革期，这种不确定性更为显著，使得我们在某些领域有可能率先实现赶超或突破。这是科技革命推动的产业革命进入急剧变革期的特点，同样具有客观规律性。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必须体现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以一些关键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带动经济结构质态升级，以一些重要方面的未来产业的先行培育引领结构演进方向。

四是在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及特点存在显著区域差异的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尊重生产力空间布局规律。一方面，在体制上我国自古以来就是集中统一但又郡县分设。虽然其中存在条块之争的矛盾，但总体来说更具活力。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新质生产力要落地，既要有国家战略性顶层规划，又要有地方具体贯彻实施，需要在利益机制和政策决策执行机制上保障两方面积极性，这是我国国情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在产业布局上，既要有全国一盘棋的统一系统性，又要尊重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及历史文化的不同，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需要体现主体功能区的差异，从而在资源配置上提升空间效率。此外，需要关注增长极的培育及其对国民经济全局性、区域性拉动的极化效应，新的增长极培育需要同创新中心和高地建设统一起来，增长极的培育对于非均衡的发展中经济体实现超越尤为重要。

4.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规律

一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在生产关系上进行深刻变革，尤其需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创造体制条件。二是要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求运动规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革，相应的产业变革和结构质态演进，实质上都是供给侧的深刻改变。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但市场经济中的供求是矛盾运动的统一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脱离市场需求的牵引，否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产生盲目性和严重的行政性，就会脱离市场约束，进而缺乏竞争性和有效性。应当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在高水平的供求动态平衡中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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