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油价格剧烈震荡是商业、金融和政治的完美结合。油价暴跌经济原因是传统产油国与页岩油的商业竞争，低油价同时实现一定政治目的，金融市场顺势而为是加速器。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这一重大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昨天，中国主导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昨天迎来了几位来自欧洲的创始成员国。英国《金融时报》昨爆出新闻称，继英国之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个欧洲大国决定加入亚投行，这一消息立即激起全球媒体的热烈讨论。现在这个名字上冠以“亚洲”名称的银行似乎越来越可能成为一个首次由中国主导的、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发端。
2014年的G20布里斯班峰会被称为金融改革的里程碑，FSB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设立了全球一致的标准，并将影子银行提到监管重点。针对30家G-SIB经营损失的解决方案，提出了“全部损失吸收性资本”的新概念，同时还包括了一份协议，明确一旦有机构获得银行集团的控制权之后，不能在衍生协议项下清算他们的担保品。除此之外还包括引入新的杠杆和流动性指标，新的杠杆比率要求银行保持至少相当于总资产3%的资本金，且不考虑风险权重。这个决议被形容为是一个“分水岭时刻”。
“中央国务院对发展普惠金融，尤其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和“三农”的金融服务为主体非常重视。”潘功胜说，应该说这些年来也取得了一些不小的进步，但仍然是中国金融的薄弱环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期待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记者从英国驻华使馆获悉，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3月12日宣布，英国计划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中国财政部当天也宣布，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据悉，英国是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此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增至27个。
亚投行虽名曰“亚洲”，却不局限于亚洲；虽服务“投资”和“基础设施”，其外延和意义却远超具体项目。亚投行也是个包容多元的“朋友圈”。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陈晓晨认为，虽然德国的表态不确定，但是“德国要想把法兰克福建设成为比肩甚至超过伦敦的欧洲人民币离岸市场，加入亚投行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过于谨慎，就可能丧失这个机会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在参加全国人大北京团审议时提出，从根本上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之一是要构建新常态下的新的政绩评价体系。
人大重阳网3月16日讯 3月15日，CCTV News频道播出了著名投资银行人士罗伯特·库恩博士主持的《Closer to China with R.L.Kuhn》系列访谈，本期就两会关注的法治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库恩博士就此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过去20年，每当中国经济部分指标数据下降，西方就会冒出一些唱衰中国发展的论调。现在，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降至中高速，“断挡失速”、“增长极限”等观点又渐渐流行起来。与过往揣测中国经济崩溃的说法不同的是，这一轮“唱衰中国论”与过去两年外需疲软、资源消费结构调整、楼市萎缩等因素产生共振，也引起了国内部分人的“焦虑”和呼应。因此，如何走出这些论调的逻辑误区，消除一些民众的心理误解，对国家长治久安、稳定民心士气就显得相当重要。
“协同东中西，贯通南北方，放眼全世界，开放促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明确为“三个支撑带”，为何将这三个区域发展规划作为支撑发展、加速改革的抓手？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打造有助于企业融资的金融体系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方向,银行要多为中小企业贷款,尤其在实体经济低迷和下行期,银行不能只是发挥顺周期的作用,更要发挥逆周期功效,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另外,还要通过改革,大力发展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形式直接向社会融资,降低银行在企业融资过程的中介比例。
财政部近日确认的债务置换是财税体制改革既定部署的一项具体落实，对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降低债务违约风险、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都将起到促进作用。
靳诺书记强调，当前，我们要抓住机遇、整合资源，搭建不同学科协同创新、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并重的资源平台，着力破解智库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完善相关的考核体系和评估办法，汇聚英才、集思广益，推动建设一流的新型智库，更好地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如果强行采取量宽的货币政策，会产生一系列后果，资金流首先不会流向实体经济，而是流入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造成经济“虚高”，耽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同时造成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也不愿意中国推量宽政策，美元一直在酝酿升值，如此可能会导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反差更大，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对中国市场来说，也会增加资金外流的压力，因此中国央行是不会推出QE政策的。
3月12日下午，人大重阳系列讲座第36期邀请到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多鲁•罗目鲁斯•科斯泰亚到访。大使先生就“一带一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多鲁•罗目鲁斯•科斯泰亚先生1991年至1994年曾任罗马尼亚驻科威特特命全权大使，1997年至2001年驻埃及特命全权大使，2003年至2009年任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团长，其中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长，2009年至2012年任罗马尼亚外交部国务秘书。
首先是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使此前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不复存在。这必然会驱使企业向海外扩张，寻找低成本市场。“这是低端生产行业产业升级的自然过程。”其次，随着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资本项目更加开放，以及中国政府进一步放宽企业“走出去”的条件，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必将成为大趋势。此外，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往往面临重重壁垒，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海外建厂，让产品直接进入海外市场，在时间和价格上都可以获取优势。
经过前两年的酝酿，2015年是金融改革的发力之年。可以看到，所有具体的改革规划都是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而布局。打造有助于企业融资的金融体系是中国金改的大方向，银行要多为中小企业贷款，尤其在实体经济低迷和下行期，银行不能只是发挥顺周期的作用，更要发挥逆周期功效，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另外，还要通过改革，大力发展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形式直接向社会融资，降低银行在企业融资过程的中介比例。
“一带一路”产生的国际影响中包括给美国和其他大国带来的不安全感。习近平在中南亚之行时强调，共赢作为“一 带一路”的前提条件将关系到所有区域内国家的利益。他强调，中国不谋求成为亚洲霸主，而是在致力于帮助沿线国 家经济发展。习主席强调国家之间政策沟通以及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个更强大和更发达的中亚 地区对丝绸之路两端的国家是有利的。众所周知，稳定是中国首要的战略任务和中心目标。如果中国在“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获得区域性或全球的影响力，对北京而言将是一个收获。如果中国真正能做到利用其影响力来保证合作伙伴国的稳定和繁荣，那就将真正达到共赢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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