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迎来首任行长——67岁的印度人瓦曼·卡马特，其任期或为5年。印度《经济时报》12日报道称，卡马特堪称“银行业的老兵”，他在这一领域工作超过40年，曾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先后负责过中国、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的项目，目前是印度第二大银行工业信托投资银行以及印度最大的信息科技公司Infosys的非执行董事长。据业内人士透露，金砖国家银行会任命1名行长和4名副行长，除印度人担任行长之外，中国、巴西、俄罗斯、南非还将各自提名一名副行长。理事会为金砖国家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各国财长出任理事会成员。
今年首批1万亿元置换存量债务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或有新动作。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向本报记者表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一直是块“烫手山芋”，上述新政如果推出，至少有三大好处：第一，把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由“死账”变为“活钱”。第二，地方政府债务具有了市场附加值，可以在银行间交易流通。第三，分散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沉重包袱，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开始新的融资举措，有力促进地方经济有序发展。
5月14日下午，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先生做客人大重阳，并发表了题为“中国应借G20平台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精彩演讲。关建中先生现为北京交通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金砖银行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日前印度正式提名卡马特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候任行长，从卡马特个人经历来看，应该看到他除了是有很多种重要职位担任以外，他还是世界上很多重要大公司的董事，比如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服务公司斯伦贝谢公司的董事，这就意味着他在国际商界、金融界有广泛的人脉，因此是适合担任金砖银行行长这一职务的合适人选。
古汉台网5月13日电在经过中国国家领导人数次当面邀请之后，在遍访几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后，印度总理莫迪终于要来访问中国了。莫迪总理来华访问的时间并不算晚，正如他向习主席承诺的那样，赶在了他上台满一周年之前。无论早晚，中国民众对莫迪总理的访问都热切期盼，并将热烈欢迎。
文博士的讲座绘声绘色，深入浅出，冷静客观的看待转基因这一社会热点，讲座后的现场互动更为热烈。在座的南开师生纷纷表示听了文博士的讲座后受益匪浅，使大家能够在纷繁缭乱的转基因争论中理性的认清转基因问题的本质，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既不随波逐流也非人云亦云，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来对待转基因。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存贷比指标的出台在当时计划色彩浓重的时刻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不仅给商业银行松绑，使得当时新设立的股份制银行获得了快速成长的机会，更是启动了国有专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的前身）自主经营的商业化进程。
5月11日，《“一带一路”机遇与风险》主题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602会议室成功举行。《“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是王义桅教授的又一力作，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和人民出版社联袂出版，是继3月28日《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之后的首部“一带一路”专著。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从来都与经济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所谓“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GDP增长率的变化决定股市兴衰，即“GDP是股市的晴雨表”。GDP的丝微变化似乎必然影响股市的运行。然而，作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经济体，股指表现却一年不如一年。
央行负责人指出，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的进一步扩大，是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这不仅拓宽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空间，有利于进一步锻炼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促进其加快经营模式转型并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为最终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也有利于资金价格更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推动形成符合均衡水平和客户意愿的储蓄结构，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
应该说，这次降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通缩风险加大的背景下，降息既是形势所迫，也是明智之举。央妈希望通过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引导市场利率下行，进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不过，还是有两点小意外：一是降息幅度为0.25%，而不是之前普遍期待的0.5%；二是存款利率上限跳跃到1.5倍，而不像之前以10%的幅度递增。
重阳投资坚守价值投资、理性投资，认为价值投资是中长期风险收益比最佳的投资方法，长期坚持基本面研究和投资可持续提升团队投研实力。在投资策略的制定上，重阳投资遵循以下路径：通过前瞻的宏观研究，自上而下进行大类资产配置；通过深入细致的行业和公司研究，自下而上发掘投资标的；最终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对接来验证投资策略的有效性。
我们认为，分析、研判中国的经济问题，应该把握住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那就是主要矛盾还在“供给端”。问题首先还是表现在很多领域有效供给不足；其次，表现在很多工业消费品产业的升级不够。在中国目前人均GDP只有约7500美元这样一个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总体上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目前中国产能过剩的领域，其产品大多数都是质量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而供给背后的产业升级则没有及时紧跟上。
我说这一点，是想强调，智库、媒体的结合，正在推动决策机制进一步民主化、科学化。两年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智库的重要性，也更频繁地邀请智库学者进入中南海讲课、讨论问题。本届政府比过去更善于运用与采纳来自专业政策研究者的建议。
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通道”与“一带一路”有哪些相似性和互补性？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后，俄罗斯已经决定把铁路改造纳入“一带一路”进程中，希望“一带一路”能带动本国能源和交通走廊建设。从实际情况来看，中俄存在互补和合作的基础。中国在基础设施、资金、人力资源、技术能力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能够使得“一带一路”与“跨欧亚大通道”在交通、能源、电网等方面实现对接。
如大家所知，一年半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希望以历史上“丝绸之路”为名，通过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推进中国与欧亚大陆国家的合作与联系，或者说，是推进欧亚大陆的一体化。从智库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全球视野的对外合作战略，是2015年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外交重心，表达了中国希望与全球，尤其是欧亚大陆国家分享国家崛起红利的心愿。
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复杂变化的今天，随着中国实力提升，以中国为主导、专注基建投资的多边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东方早报近日在北京举办了第四期“外交学人政策坊”，主题为“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与中国经济外交”。
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
如今谈判中有一个争论的焦点是是否需要“事前评估”（ex-antereview）环节，即是否要对各国提出的减排目标事前评估。欧盟现在在力推事前评估，预计也会得到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和IALAC集团的支持。中国目前的立场是不太愿意有事前评估，因为这有可能被他人利用要求中国进一步提高减排目标。对此，中国不宜直接反对事前评估，但可以更加巧妙的使用“拖”字诀和“推”字诀。
芒格说，我们在欧洲收购资产的时候很困难，这是非常罕见的。我认为欧洲的传统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当然，德国长期以来都有很高的技术和发达的资本主义，我们非常羡慕德国人。他们工作时间比美国人少很多，产出却比美国人高很多。在工程领域我们非常佩服德国人，我们对此思考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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